最近去到中国，才发现中国和新加坡的距离是非常近的。远的不说，面对城市拥挤带来的交通出行问题，上海已借鉴了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通过竞价投标方式，以达到控制车辆的目的。不过在堵车严重的北京，仍旧以摇号方式控制车辆。
在城市日益陷入“堵城”的尴尬局面时，外来人口成为一个话题。是否能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当地，减缓当地交通或服务的负担，成为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外来人口不仅为本地输送巨大的服务队伍，也会带来消费需求。但是对一个资源有限的城市，无形中变成外地人在和本地抢资源的情形。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对富有的人来说，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享乐的地方，他们之中有一些已经选择在这里定居。新加坡有赌场、一级方程式赛车、全球最好的动物园、在这里也找得到世界各地的美食，这些独特魅力当然也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人或外来移民。
新加坡做了一个痛苦却是又是不得不做的决定。首先是颁布限制外劳政策，希望未来减少对外劳依靠。其次在税收上重拳出击房地产市场，外国人购房需额外支付印花税。甚至政府还向购车市场开刀，不仅大幅提高购车的首付比例，而且还减少还款年限。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至少在同样深受交通堵车的北京和上海，还没有在限制外来人口上做出动作。毕竟中国国家大，问题较复杂。所以，他们的老百姓在上下班的路途中身陷车龙，也只能发出“习惯就好了”的感叹。
新加坡不一样。在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政府以81比6的多数议席依旧保持其执政地位，但它在全国投票中的支持率却下降到60.1%。
在过去50年，新加坡人的人均GDP从500元提升到50,000元（2010年，人均59,813元），失业率从19%下降到3%，而且85%的新加坡居住在组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加坡人的平均教育水平从小学提高到了大学。
但是，新加坡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建国之初的苦难岁月，因此他们不再愿意相信政府。他们依据政府的行动而不是政府的想法来评判政府。那些80年代的年轻人以为，“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繁荣也会持续下去”。
印尼华商翁俊民在《醒来吧，新加坡人!》中疾呼，“新加坡人生活太舒适了！居有其屋、病有所治、老有所养。可是，很多新加坡人却失去了理想，他们个人主义超出了国家意识，物质主义取代了民族意识。忘记了一个国家的好坏是由每个民众汇聚而成，忘记了对政府和国家除要求和索取，还需要奉献。”
与新加坡有着半世纪之交的英国商人大卫·梅森(David Mason) 对此感到担忧，这是让人厌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满的心态，其次是对国家是如何诞生缺乏理解。亚洲人有尊敬年长者的传统，新加坡人有失去这个传统的危险。如果真是如此，国家将受到危害。
李资政在他的《回忆录》第二部中谈到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的历程。现在，新加坡迫切希望登上“第一世界”国家的阶梯。但是，第一世界的光环不会永远耀眼。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伟大的王国崛起后又衰败；有多少宏伟的城市繁荣富强之后又百业萧条。即使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应该开始检视自我的弱点。既然人的观念和想法无可避免会落伍和退化，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有是否永远保有先进和领头的位置？在未来的50年，100年，孩子们是否有灿烂的未来，确保新加坡继续繁荣昌盛？
新加坡前官员严崇涛在他的著作《新加坡成功的奥秘》中表达，成为“第一世界”国家与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有关。新加坡应该成为的，是一个有理智管理，由热诚推动的国家。（《时代财智》刊）
文：新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