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论坛，但在不少论坛中，我是个另类，因为大部分人来自私有企业，国企领导人很少出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国有和私营本不该如此泾渭分明。在国外，私营企业远多于国营企业，而国有企业泛指公共领域或不赚钱的行业。
事实上，进入国企体制并不是我的初衷。从北大毕业时，真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对未来做过很多种假设，唯独没有进入国企的念头，更别说待这么久了。
我一直被命运或者说外力推着走。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民航管理局局长办公室做翻译。之后正赶上政企分开，民航管理局分成国航、华北管理局和机场管理公司三个部分。那个时候进企业是个大事儿，所以，很多人托关系希望能够被分进国航。我倒是没费事儿，和局长办公室一起被带了过去，就这样进了国企的体系。
一开始，我还在候机楼栓过半年的行李牌。这叫基层锻炼，每个人都得去。现在看来也未必是坏事。那时候还是有很多不如意。后来国航和汉莎合资成立飞机维修工程公司(Ameco) ；我当时以国航的国际处的便利身份，经常和德国人打交道。他们就来找我，承诺将我的月工资从71元人民币提到300元人民币（后来涨到600元/月），并且，让我从四人一间的单身宿舍搬到两家同住的两室一厅里，还说会出资支持我到德国留学。德国人对这件事情很认真，三天两头打来电话。最后我便选择过去Ameco做了专家助理。
三年之后，我又被挖回国企。记得有一天我在菜市场买菜，遇到一个民航管理局的老熟人。他说要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当时，他们正打算把航空供油的事儿从军队体系中接过来。但那时总部仅是20多人的摊子。他们对我承诺了3000元人民币的月资。我的天！那个年代，不敢想。而且还有独立的两居室可以住。
2004年中国航油巨亏事件，导致我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折。要说收获，那就是，我现在看问题会注重阳光和黑暗两个方面——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都只看正面的东西。这种改变，不仅是在生活中，还在工作上。比如现在做投资，我就会多为“万一”做些打算。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回归国企。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可能就不再是个问题。“那件事情”之后，我越来越认为，对人的评价应该从长计议而非只看当下。我至今相信，自助者天助；自我看了《了凡四训》之后，愈发笃信于此。而且，做事业必须脚踏实地。沉下去，才能摸到大鱼。我看到一些人在国企干了20多年依旧平凡，因为他们不停地更换工作。
我不敢说这就是我对国企的反思，但可以说句话：做企业和当官是有差别的，不应该把国企当做官场来经营。（《时代财智》刊）
陈九霖简介
陈九霖博士，曾用名陈久霖。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司法硕士学历、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清华大学民商法博士学位。1997年担任中国航油（新加坡）总裁。2004年，中航油坡遭遇巨额亏损，陈九霖在新加坡被判入狱4年3个月。2010年，陈九霖东山再起，在中国国企担任要职。今年6月，他的博士论文《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出版。8月发布的新书——《走近陈九霖》再次揭示中航油事件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