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范围的“绿色消费”大行其道，环境保护也从单纯的社会效益混合了经济收益。企业界意识到，绿色产品可以增加企业利润和竞争力；政府也意识到，这是政绩和选票。打低碳牌已成为某些企业“不能说的公关秘密”。
这些企业的“随机应变”令人“佩服”，即便骨子里透着“高碳、高污染”的硫磺味，也要披上“低碳、绿色”的马甲。
例如，“石头纸”的厂商声称，这种纸的生产过程不用植物纤维、不破坏森林，实乃环保佳品。真相是，“石头纸”只是高填充塑料薄膜的一次华丽变身，难怪“用不着砍树”。
这种行为，最早被纽约环保主义者杰·韦斯特维尔特（Jay Westerveld）概括为“漂绿”（Greenwash），即企业投入可观的金钱或时间在以环保为名的形象传播上，而非将资源投注在实际的环保实务中。
在酒店里，每个房间都摆放标识牌，鼓励毛巾重复使用以“保护环境”。韦斯特维尔特指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并未采取任何节能措施，有证据表明，上述行为也未带来任何支出下降，而酒店采取这一“绿色行动”的实际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利润。
资本市场的物欲贪婪，企业的逐利本性，渐渐舍弃了真诚——这个本应是人类对待地球、对待“低碳”，“环保”最基本的态度。美国著名环境营销专家Scot Case所言：“当‘漂绿’铺天盖地之时，必须让企业和公众意识到，不能诚实面对我们所谓的环保行动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我们将永远不能提高环保水平。”
“漂绿”的原罪
对于一家食品企业而言，良心是其立身之本。老牌食品公司，雀巢（Nestle ）集团下属的波兰泉矿泉水公司（Poland Springs）就曾遭到舆论批评，称其推出的“生态友好型塑料水瓶”属于“漂绿”行为。
该水瓶的瓶身的包装画面展现了缅因州茂密松林中的原始冰川，暗示自然、健康；“生态友好型标签”令消费者认为这些瓶装水是环保产品。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却调侃道，波兰泉生态友好型水瓶的历史可以从恐龙的死亡开始。几百万年之后，恐龙的遗体变成石油，被勘探者运往美国新泽西州的精炼厂，在浓浓的化学烟雾中，制造成波兰泉生态友好型塑料水瓶，再灌入和纽约自来水差不多清洁的矿泉水销售出去。一人饮用波兰泉矿泉水后将瓶丢弃，在其去世后400年，塑料水瓶才能完全分解掉。尽管比普通水瓶减少使用30%的塑料，但这并没有改变塑料危害环境的现实。
该委员会指出：“强调产品本身减少使用污染材质，却回避了生产过程的污染以及使用后的污染，这是‘隐瞒弊端罪’。”
此外，“漂绿”企业还在面对其他五项罪责的指控，比如，“举证不足罪”，产品缺乏有效认证或证据，如节能灯的性能缺少专业认证；“大话连篇罪”，尤其是虚假生成获得环保认证的行为；“含糊不清罪”，有产品号称100％使用天然品，但许多自然生成的物质，如砷和甲醛是有毒的；“混淆视听罪”，如杀虫剂宣称“不含氯氟烃”，其实这种物质早已被禁用；“避重就轻罪”，如某碳酸饮料企业斥巨资建立绿色工厂，但碳酸饮料本身就是高碳产物。
没有赢家的“漂绿”
“漂绿”也蔓延到房地产市场。不少地产商以“打造绿色建筑”为使命，一位地产专业研究机构研究员揭露，开发商对低碳的呼声较高，行动较少。因为有低碳才能卖高价，“漂绿”才有营销噱头。
“卖高价以盈厚利”，只是企业“漂绿”的动机之一。绿色和平组织将企业“漂绿”动机归结为四点：转移公众注意力，减小对自己的社会压力；劝服批评者，‘我们是善意的’；增加盈利，扩大市场份额，挫败竞争对手；通过‘漂绿’来吸引更多投资，特别是那些关注社会责任和道德公平的投资机构。
不可忽略的是，越来越多的公众宣传和优秀案例促使人类达成了一个重大的共识：企业必须摒弃过去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消费者将青睐更具环保效益的产品。
这意味着，低碳经济是一个带有道德价值的消费观。尽管企业可能通过“漂绿”，将自己包装成低碳先锋，也可能通过推销绿色产品获得短期口碑和盈利，但在这个极易通过网络、电视、书籍等媒介找出真相的时代，一旦谎言被戳穿，企业的品牌形象必遭重创，消费者会对这个品牌失去忠诚，甚至进行抵制。企业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以及主要竞争对手顺势而上的攻击。 （《时代财智》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