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印度尼尼亚爪哇岛上的这个城市——雅加达，并没有因为每天重复发生的交通堵塞而萎靡不振。刚刚去过雅加达的人，不难发现在苏加诺机场新添了一栋候机楼。尽管印尼一直背负着公共设施陈旧，办公效率低下的负名，这个变化在投资印尼看好的前景下并不令人惊奇。
文：宋娓
印尼家喻户晓的“煤炭大王”纪辉琦（Kiki Barki），所拥有的达尼多煤矿集团（PT Tanito Harum）就坐落在伊曼伯爵（Imam Bonjol）大道。达尼多集团是世界第二动力煤货主。这条其貌不扬的大道位于中央商业区，但是每栋建筑背后的主人都大有来头。它就像是印尼的缩影，乍看之下并不起眼，但是却隐藏不住活跃跳动的脉搏。
“金砖四国”概念之父、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日前又提出：薄荷四国（MINT）概念：即墨西哥（Mexico）、印尼（Indonesia）、尼日利亚（Nigeria）和土耳其（Turkey）。在他的定义里，“薄荷四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并且预计在今后20年都将享受相当大的人口红利——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将超过非工作年龄人口。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也指出，印尼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位居第38位，一跃成为2006年来20国集团（G20）中进步最快的经济体。
如果说跃跃欲试的外国投资者都看好印尼光明的经济前景，那么记者更希望从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纪辉琦先生那里得到证实。纪辉琦却缓缓地说：“这要看今年的10月大选。任期5年或10年的总统将决定着印尼未来的命运。”
就像雅加达人已经习惯了每天堵塞的交通，人们对政府的行事方式的接受或许已融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老百姓看来，或许谁当总统都一样。纪辉琦对此则笑着说：“那是不会的！换了厨师，烧出来的菜肯定不一样！这个你要相信我！”
新加坡更需要印尼
得知记者一行从新加坡前来进行专访，74岁的纪辉琦直言不讳地说，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固然密切，但是新加坡正在逐渐失去在贸易上的优势。他以自己的哈隆能源（Harum Energy）为例，印尼的煤矿出口到中国，直接运到中国，无需通过新加坡做转口。
虽然新加坡贵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不过，纪辉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印尼需要新加坡，而是新加坡需要印尼！很多印尼人在新加坡投资置业，还把钱都放在新加坡。不过，话说回来，新加坡之所以能治理得如此之好，靠的是李光耀带领并建设了一个完整而富强的国家。”
言谈间，纪辉琦不住表露出对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钦佩。
接着，纪辉琦话锋一转：“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新加坡找机会就很难。在新加坡没本事是无法生存的，因为新加坡有太多聪明、能干的人。但是，印尼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却可以糊里糊涂地生存。要是说机会，新加坡的还是没有印尼多！”
纪辉琦的言语不仅幽默，而且机智。当谈到未来哈隆在新加坡的发展远景时，他透露，因为环保原因，新加坡政府似乎不看重煤炭行业。但这并不排除公司未来到新加坡上市的可能。
目前，哈隆能源已在雅加达上市，其煤炭输出地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物流上并没有通过新加坡来中转。他说，虽然在新加坡上市固然对公司有益，但是这不是目前考量的问题。事实上，纪辉琦这几年已逐渐将公司转给儿子劳伦斯（Lawrence）。那么未来上市是否由儿子决定？纪辉琦笑说：“那当然还是最后由我拍板决定，只要我还健康。”
做生意，尽可能不借钱
纪辉琦是印尼达尼多煤矿集团（PT Tanito Harum）的总裁，达尼多集团是印尼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集团旗下的哈隆能源的财务报表显示，它在2012年的年收入为10亿4330美元，年产量达1490万吨煤。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纪辉琦就开始投身煤矿事业。当时由于石油便宜，全球不重视煤炭资源，宁肯用油也不用煤。生产的煤炭卖不出去，煤价又很低，再加上因为经验不足企业经营不善，他的煤矿陷入生存危机。虽然在起步阶段困难重重，但是那场70年代的西方石油危机，让他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今后的世界能源离不开煤炭。纪辉琦是印尼最早开始做煤炭的商人之一，也是最早成为台湾和日本市场的供应商之一。
随后，全球煤炭价格上升显著，但在他准备出货时，因为成本上升，他当时注定是要亏本，为此感到非常痛苦——自己正陷如水深火热之中。
商人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于是，他决定按订单交付货物，然后告诉买方，他的这一批货物会亏本，如此下去，他会很快破产。结果他的诚恳打动了买方，他们签署了另一份供应合同，以当时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交易，让他的公司不至于倒闭。这样，他的公司才幸运地生存下来。
1989年，一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尼撤退，纪辉琦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果断地接手。如此以来他的煤矿比原来大了100倍，矿区达到10万公顷。煤矿虽然规模扩大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因为煤矿的运营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他立刻陷入捉襟见肘的地步。
一代富豪，曾债台高筑
坐在记者面前，纪辉琦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他不得已跟日本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借钱。住友银行对煤炭业充满信心，经过慎重考核，决定贷款给他。第一笔资金注入进去了，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又跟住友借，他曾开玩笑地对住友说：“如果你们不再借给我，那第一笔钱就还不了了。”
他先后向住友银行贷款五次，直到1990年，总计贷款2800万美元。身上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他压力非常大，经常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哪怕我就是上帝，都不知道怎么办，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活下去。”
1991年，煤价终于涨了。从1976年他决定涉足煤矿行业到1991年整整走过15个年头。他开始赚钱了。这时压在他头上的债务终于可以还了，他不但把到期的贷款都予以偿还，连没到期的贷款也还了。最后一笔债务还清的那一天，他感到特别高兴，特别轻松，感觉天都比平时更蓝。从那以后，他坚持用自己的本钱经营，做到不再借贷。
随着公司的发展，煤炭产量不断增加，公司需要扩大再生产，需要进一步投入大量资金。要不要贷款，这事需要纪辉琦进一步作出决择。而这时，日本住友银行也提出要和他合作，为他准备了1亿4000万美元，作为他可以随时调动的资金，但是他还是坚持尽可能地自力更生，一直没有用这笔钱。
过去的数十年，中国、印度一直是煤炭消费大国。最近两年，国际市场的动力煤炭价格行情已跌破80美元，陷入新低谷。中国在政府大力整顿环保的举措下，节能减排势在必行，也导致市场用煤需求下降。最近，中国政府已下令在北京、河北、石家庄等地关闭了一大批耗煤重户。
这些因素也反映为哈隆能源的2013年首9个月收入受损。纪辉琦说：“这次的价格下降周期虽然长了些，但应该是见底了。”
纪辉琦在煤矿行业工作已近40年。这些市场的波动只是历史在重复某个片段，市场的大势已在他的一片脑海中。经历这么多的难关，他仿佛一位船长，掌握着达尼多这艘巨轮，发出别有一番滋味的心得：“达尼多集团有个不成文的政策，就是做生意尽可能地不借钱。中国一句古话，‘无债一身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煤海的几经沉浮中，纪辉琦和他的达尼多也经历了浴火重生。现在和当年的最大不同是，公司没有举债，健康的财务状况是度过难关的最大信心。谈到做生意，他一直强调说，任何时候，都要维护自己的信誉。
但是对于创业的年轻人，纪辉琦还是鼓励他们勇于开创，“开始可以举债发展，但是借了一定要还。为了还钱，甚至自己要学会节省。”
先发展经济 再发展文化
印尼有华人2100万，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近些年来，印尼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鲜为人知的是，两国间的经贸往来至少有90%有印尼华人参与。印尼华人对促进两国关系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扮演着双边经济联系的桥梁角色，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角色会更加突出。
中国崛起对印尼华人的地位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印尼政府逐渐解除了对华人的歧视政策。最近，印尼苏西洛总统（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签署决定书，决定将使用40多年的对华人有侮辱含义的“支那”称呼改为“中华”。在分析家看来，这一举措无疑与中国日渐强盛的国力有关。
在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政权时代，因为政商之间无法厘清的关系，给整个国家和民族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在印尼华社，雅加达和西加里曼丹的两位华人副省长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雅加达副省长钟万学先生（在当选后，更让华人看到了参政的机会。纪辉琦一字一句地说：“印尼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很少参政。即使有尝试参政者，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参政会成为主流。不过，这有个好处，显示8%-10%的印尼华侨开始在政治上展露头角，未来参与的可能性在提高。”
2014年印尼大选即将到来，对此他说：“我希望能够出现一位华人副总统。但是现在这个时机并不成熟，这不仅是时间的问题。”
即使存在政治地位获得提高的可能性，纪辉琦认为，印尼华商还是应该做好商人本分。对华商而言，经济仍是生存的根本基础并占有主导地位，要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展文化。他强调，华商应该是在接受印尼经济文化的前提下，再接受华人文化，毕竟我们的身份是印尼人，祖先是华人。“我是商人，领导中华总商会，从商不从政，从政不从商。”
虽然印尼商机无限，但是由于印尼排华的根源性，历史留下的阴影仍然萦绕在华人的心头。但在纪辉琦的眼里，印尼人民是包容和蔼的民族，印尼就是他的家园。他能理解，穷人对“富”的敏感，甚至产生出的仇富情绪。
纪辉琦暗示，如果以为用钱就能化解，那肯定是错误的思路。他进一步解释说，“排华”取决于华人自己，如果华人在经济上很强大，和那些印尼的穷苦民众沟通和合作，就会制止这些排华情绪的蔓延。毕竟排华的只是少数人。
只要能赚钱，就静静地做慈善
在2013年的《福布斯》印尼排行榜中，纪辉琦以12亿美元身家位居印尼榜单第17位，实际上他并不是《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的新面孔。对此，纪辉琦表示，财富榜的排名不是真实的，因为那只是表面的数字。他意味声长地说：“人活着，不是由钱决定的。”
常言道，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的人非常富有，可是家庭却未必美满幸福。每一次的煤海沉浮，不仅增强了纪辉琦对市场的判断力，也让他把钱看得更开。“我的要求是，有些钱，有些事业，大大小小平安，下一代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
目前，除了出任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纪辉琦在政府和华社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面对如此之多殊荣，纪辉琦淡然地说，这只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希望我为华社做一些事情。
他坦言，要做好这些事情，并不容易。“我的年龄已经在这儿了，我为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在我的任期内不要留下坏的口碑，我就很满意了。”
今年，印尼的华人春节与往年不一样，除了马上成功带来的好兆头，更多了一些慈善融合的氛围。在一场新春年会上，纪辉琦一呼百应，华商们积极响应，在半个小时内收到52辆环卫车的捐献。
纪辉琦希望通过行动证明，只要华社能万众一心，联手合作，这种凝聚力发出的力量将是巨大的。如何去利用这种大力量，取决于领导人的带头作用。“这并不是一个大项目，只是机缘巧合。在我的任内，我不并祈求回报，只希望在任期有个好口碑。”
纪辉琦也分享了对慈善和生意的看法。每当在孤儿院、残疾人中心、老人院看到那些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病患和老人时，他就对自己说，只要能赚到钱，就一定要做慈善。他认为，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用慈善来回报社会是理所应当的。“静静地去做，上天会保佑你。我们不图回报，只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没有任何东西，比平安幸福更值得去期待。”
他也分享说，做慈善并不是要把钱直接放在别人的手里。慈善要发挥效用，也需要选对机构和渠道。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商人，看到中国政府在环保治理上的决心，纪辉琦也感到开心。同时他还牵挂着印尼的环保举措，虽然印尼政府的关注还停留在温饱和健康的阶段。
回顾自己当初做零售业和纺织业时，纪辉琦说自己当时做得不好，也没有耐心。而当他选择了矿业，似乎就进入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行业。对此他无法解释，只觉得那是命运的安排，而且‘穷’、‘苦’成就了他的命运。“我要感谢这些机遇，让我的人生得到磨炼。”随后，他开怀大笑地说：“男人最怕入错行！但是，只要你走上正确的轨道，就不会感觉到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虽然身家过亿，纪辉琦却是个性情中人。他说自己属于如果欠了别人的钱，就不能睡觉的那种人。尽管他完全可以每天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他明白生活不一定要天天大鱼大肉。不过，说到美食，不管多贵的东西，他也舍得。赚了钱，毕竟也是为了犒劳自己。谈到如何花钱，他坦承把钱花在朋友身上是一种享受，让他们高兴，自己也高兴。
纪辉琦的朋友可以说是遍天下，上到富豪商贾，下到贩夫走卒。在和李文正先生30多年的交往中，他非常感谢李先生对于所自己给予的帮助。现在看着他的儿子李白、李棕都做得很好，真的很欣慰，他希望下一代有机会多多交流。
儿子劳伦斯现在已经接手公司的业务，纪辉琦惊喜地发现，儿子已比自己干得更加有声有色。“我留了一个平台给他，他比我发挥得更好。他不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是在我建好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他经常对儿子说，要做个讲诚信的人，说话算话。因为没有一件事比你的名字更需要保护。
世界华商大会即将于2015年在巴厘岛举行，这将是印尼华社的一件大事。作为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纪辉琦向华社分享自己的想法：“世界华商大会不仅仅属于印尼中华总商会，这是个开放的大会！谁能做出贡献，我们就敞开大门欢迎。”
纪辉琦透露，他们要通过在印尼华商大会告诉全世界，印尼是个和蔼包容的国家，而该大会的宗旨要让世界各地的华商更加紧密团结的在一起，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一些贡献。
除了经营生意，纪辉琦仍然经常访问中国，并支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扩大贸易交流。他在印中之间搭建的友谊桥梁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认可，但是作为印尼华社掌门人，纪辉琦却明确地告诉记者，“我属于印尼，虽然我的祖先在中国。如果在两国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印尼。因为这里有我的家园，有我的亲人，这里是适合我生存的地方。”
访问结束前，记者问纪辉琦对来临大选、希望选出怎样的政府？他说：“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富强而努力，让华社尽情而自由地经商，政府不施加干预，这就是好的政府！”
纪辉琦：印尼最早的煤矿商人
纪辉琦(Kiki Barki)，1940年出生于印尼万隆。父亲纪端生原籍福建福清，早年到印尼，跟很多南来华人一样开始做生意，后经营旅馆、餐厅和纺织厂。
纪辉琦早期就开始在父亲经营的企业工作，他还曾和印尼军部做服装和日用品生意，过后，他又捡起老本行做起棉纱生意。1976年，朋友一句话提醒他说：“你是学矿业的，为何不去做煤矿呢？”从此，纪辉琦进入煤矿事业至今。
纪辉琦是印尼最早从事煤矿业的商人，他也是印尼达尼多煤矿集团（PT Tanito Harum）的总裁。2010年10月，纪辉琦将达尼多煤矿旗下哈隆能源公司(Harum Energy)上市，并在2009年出人意料地以低于市场价5%的价格出售10%的股份。目前，纪辉琦仍握有哈隆能源公司的多数股份，该公司由其子劳伦斯(Lawrence)运营，劳伦斯同时还担任该公司监事长一职。
2012年，哈隆能源获得《福布斯》亚洲颁发的亚洲最佳投资回报200家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企业在2012年参与爱之病防范并获得金奖组别。
纪辉琦和中国有着特别的渊源联系。在上世纪50年代，纪辉琦到中国北京念中学，之后考进北京矿业学院，前后在北京生活了8年。他经常访问中国，并支持中印（尼）扩大贸易交流。他曾随苏西洛总统访中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尼，他亦代表印尼工商会在欢迎仪式上致辞。
目前，纪辉琦是印尼中华总商会（Indonesia Chinese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总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印尼国防部中国事务特别助理、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总主席、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海外常务理事，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外委员、印尼——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协会名誉主席、印华百家姓协会资深名誉主席、印尼华裔总会名誉主席、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荣誉主席等社会职务。
纪辉琦的爱好有阅读、游泳和慢跑。若没有商务宴请，他最享受一碗简单的福建面或肉骨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