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已有38 年。相比之下，与巴西差不多同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韩国，仅用了18 年的时间（1977~1995 年）便跨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如此之长，其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 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 美元至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 3000 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2012 年的数据，1960年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共有101 个，到2008 年，只有其中13 个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西班牙和中国台湾。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包括中东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
第一，巴西这个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国家迅速崛起。2011 年12 月26 日，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最新年度全球经济体排名，巴西的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全球前十名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巴西、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印度。巴西将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巴西的崛起也大大带动了中国与巴西关系的发展。2009 年3 月，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市场，巴西也成为中国的第九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巴西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第二， 巴西成为即将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2011 年巴西人均GDP 达到12594 美元，排名世界第53 位（同年中国排名世界第87位）。根据这个数据，学术界认为，再过三四年，巴西将跨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巴西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用了多长时间？ 1975 年， 巴西的人均GDP 达到1144 美元，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样算来，到目前，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已有38 年。相比之下，与巴西差不多同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韩国，仅用了18 年的时间（1977~1995 年）便跨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如此之长，其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有何借鉴意义？这也是当前国内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负债发展的代价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巴西如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巴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经济对外资依赖性大，收入分配不均影响国内市场扩大和社会稳定，政治专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等等。
当时，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现在回顾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对巴西来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经济上，改变长期以来推行的国家干预、高度保护为支柱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完善市场机制；社会政策上，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内需，缓和社会矛盾；政治上，扩大参与，实行政治民主化。总体上说，当时巴西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是失败的，但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
1974 年，巴西军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减压”和开放，开启了军政府“还政于民”的进程，同时认识到改善收入分配的必要性。在政府看来，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前提是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此，1975 年，政府通过了“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1975 ~ 1979年”。该计划确立了年平均增长率为10% 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将通过从耐用消费品生产向中间工业产品和资本货币生产的转变来实现。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改变收入的分配状况。在当时的形势下，选择推行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战略意味着外债的迅速增加。如果不从国外借贷，巴西不可能支付其石油进口，也不可能继续支付其工业生产、特别是“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所确立的大的投资项目所必需的巨大进口投入。因此，巴西政府推行的是“负债增长”的战略。这样，1973 年以后，外债迅速增加，随着国际利率的上升，外债负担逐渐成为巴西经济的严重问题。到1979年，外债负担占了全部出口值的63% 以上。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上升，巴西国际收支恶化。国际利率上升，取得新的贷款越来越困难，负债增长战略难以为继，巴西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限制货币发行量，减少对国营企业贷款，由此导致1981~1983 年经济衰退。1982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后，巴西不得不于1983 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推行经济稳定政策。这样，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20 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巴西“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化为泡影，更遑论跨出“中等收入陷阱”了。
总体上说，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巴西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不成功的，选择负债增长战略贻误了发展模式的调整，这也是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一时期，在政治上，1974 年开始，军政府推行稳步的、渐进的政治开放政策，并最终于1985 年实现了军人“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重新初步建立了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巴西的民主化是一种“通过交易的转型”（transitionthrough transaction）。政府内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派内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各种力量不断博弈。最终，改革派和温和派占了上风，强硬派和激进派被边缘化，保证了改革的渐进推进与和平变革。这为以后巴西朝着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向前进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因为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政治民主成为社会公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正确的“大方向”
在20 世纪八十年代的危机之后，巴西进入了一个调整与改革的时期，在此期间，虽然发生过金融危机，但巴西经济逐步走出八十年代的阴影，从1993 年起开始复苏。进入21 世纪，巴西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2007年位列世界第十大经济体、2009 年跃升为第八、2011 年取代英国成为第六。究其原因，除了得益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矿藏，更与巴西政府内外政策密切相关。
特别是在卢拉执政期间，巴西政府重视经济转型，转变对外贸易结构。巴西的出口产品已不限于钢材、咖啡等低端产品，而包括航天、国防等领域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例如，巴西支线飞机占世界支线飞机市场的75%。巴西支线飞机不仅向中国出口，而且中国与巴西合资，在哈尔滨生产支线飞机。巴西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开始发展乙醇（酒精）等绿色能源产业，清洁燃料的技术和产量领先世界。相比纯粹的汽油，乙醇燃料更加清洁、污染也更小，深受巴西人的青睐。在巴西，公交车、垃圾车等公共服务的车辆更是以乙醇作为燃料。
在社会政策方面，卢拉政府重点推出以“零饥饿计划”和“家庭救助金计划”为主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政策。2003 年1 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后，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优先目标，就职当天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零饥饿”计划不仅限于向贫困家庭发放基本食品，而且还鼓励发展家庭农业，为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教育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的饮水和卫生条件，目的是使贫困家庭通过政府的救助提高自身脱贫能力，融入社会发展进程。当年10 月，巴西政府将过去由多个部门发放的助学金、基本食品、燃气补贴、最低保障金等整合为“家庭救助金计划”，以便统一管理，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而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一个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这种方式把联邦政府的社会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巴西政府在社会支出相当于GDP 的20% 左右，在拉美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古巴。社会支出项目主要用于医疗、社会救助、食品和营养、住房、卫生、就业、教育、农村发展等领域。巴西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效果非常明显。据世行统计，从2002~2010 年，巴西的贫困人口减少了50.64%，只用了八年时间就完成了联合国千年计划提出的25 年内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贫富差距方面，目前，巴西贫富差距水平为1960 年以来最小。此外，据统计，2010 年巴西居民消费增长率超过10%，创下了近几年来的新高。
但是，巴西经济的脆弱性依然存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进一步努力，政治民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总体上来看，进入21 世纪以来，巴西发展战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巴西真正跨出中等收入陷阱将指日可待。
对中国的启示
总结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对比顺利地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经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必须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巴西在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在一系列的挑战面前，走上了“负债增长”的道路，延缓了发展模式的调整，由此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与韩国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国之所以能够较快地跨出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模式。20 世纪五十年代，韩国推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六十年代中期，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七十年代后，从强调出口导向转向强调内部投资，八十年代，在经济形势恶化时，又强调把稳定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由过多依赖政府转向更多依赖市场。经过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韩国多次克服危机，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处理好增长和分配的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要改善收入分配，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改革税收制度、壮大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和力量、普及教育等等，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方面，那就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韩国之所以较顺利地跨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在20 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在美国的推动下，韩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制的土地占有和生产模式。有的学者指出：“小农制模式尽管不利于发展现代大农场，但对于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可行性，它减少了租佃农，从而维护了农村稳定，使现代化进程不至于因下层动荡而中断，同时它也起到了一定的破坏旧社会结构的作用。”有学者注意到，进入20 世纪后，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尽管“农业经营的规模已经扩大，但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家庭农场”，在现代化比较成功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其农业迄今仍以家庭自耕农为主。相比之下，巴西的大地产制度一直难以改变，土地占有高度集中，由此导致“无地农民运动”（MST）等农民组织的活跃。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是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土地占有过度集中，是拉美国家迟迟难以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必须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扩大政治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1960 年，韩国的人均产值仅为83 美元，远远低于巴西。如上所述，巴西的“经济奇迹”出现在军人威权主义统治时期，同样，韩国也是在朴正熙、全斗焕的军人威权主义时期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然而，韩国和巴西的军人威权主义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上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别。在韩国，政府干预主要是通过扶植私人企业而非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因而，一个强大的私人企业部门成为此后韩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而庞大、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成为巴西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包袱。此外，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韩国较早地实现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而巴西的军人威权主义则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绝大多数成功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阶段，威权政治在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经验，真正实行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政体的国家（如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实行非民主政体的国家（如韩国、巴西等）。从总体上看，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和实行非民主政体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950~1959 年间分别是1.4%和2.4%，1960~1964 年分别是0.9% 和2.3%，1965~1969 年分别为1.4% 和3.8%。但是，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威权体制已经不仅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必须建立民主体制，才能保证经济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