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CEO:全球经济政策开...

高盛CEO:全球经济政策开始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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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来访华了,与一年前来访时不同,他没有被更多问及美国经济是否已摆脱危机,而是被询问是否认为中国能够顺利度过包括经济增速下滑、地方债风险等各种困境。贝兰克梵很乐观,他说他相信中国会像美国一样,顺利解决这些问题。
 
  贝兰克梵在华尔街工作30多年,作为高盛首席执行官至今整整8年。他是华尔街仅有的两位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仍然在职的美国大银行CEO。对于经济危机,贝兰克梵是感受最深刻的人之一。
 
  如今距离那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华尔街银行业危机已经快六个年头了,但迄今为止,这场危机的影子无论是对于美国经济,还是对于高盛,都未曾完全散去。贝兰克梵曾带领高盛顺利地度过了那场危机,而如今,与美国经济一样,尽管高盛也一步步从危机中恢复,但2014的高盛,和六年前相比,仍有不同。“和金融危机前相比,对高盛来说,最重要的不同是环境的变化。”贝兰克梵说的环境变化,很大一部分是指监管环境的变化。始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那场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贪婪”的银行家造成的,银行也自然而然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从那时开始,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就成为毫无杂音的共识,也落实到了执行层面。
 
  “监管的一部分是惩罚,非常严厉。”贝兰克梵7月2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美国监管方惩罚投行的路径多通过起诉,然后银行交和解金。最近两三年,几乎所有美国的大银行都没有躲过这样的惩罚。英国《金融时报》统计,金融危机以来,华尔街银行及其竞争对手已经在美国支付了1000亿美元的诉讼和解金。高盛也未能逃过。2010年,高盛因为被指控在一种次贷产品上误导了投资者,交付美国证交会(SEC)5.5亿美元的和解金。
 
  除了惩罚金支付,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规定也在吞噬投资银行的利润。“相比于金融危机前,我们需要遵守更多的规则,需要更多的资金,业务的风险要更加的透明。高盛整体比以前更加透明了。”贝兰克梵称。
 
  全球性《巴塞尔协议III》对资本金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增加了交易业务的成本;2011年底,高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3.8%,普通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1%,到2014年第一季度,这两个比例分别提升至16.3%和14.6%。
 
  “我们会按照规则运作,我们可能不能给某些客户贷款,或者要提高贷款成本,那么,这些商业客户就不能进行相应的商业活动。这样的结果就是,对经济的支持会变少,经济增长比较缓慢,当然风险也会很小,非常安全。”贝兰克梵说。
 
  另一个严格的监管规则是美国的“沃尔克规则”,该规定对投行最大的影响在于其禁止银行进行自营交易,加之监管部门推动更多的衍生品交易在交易所内进行,都有可能对投行利润率造成影响。
 
  打开高盛最近几年的财报,交易部门的业务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客户业务(FICC)曾经为高盛提供了丰富的利润,FICC最繁荣的时候为高盛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利润,但危机之后这一部门的利润一直处于逐年下滑的趋势。2007年,FICC的净收入为161.7亿美元,到2013年,该部门的净收入下滑了近一半,录得86.5亿美元。几乎每一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2014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FICC部门继续延续了这种下滑的趋势,同比下滑11%。
 
  贝兰克梵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管该部门。他并没有将FICC业绩下滑的原因直接归结为监管的问题,而是归结于经济的波动周期。“这个部门是一个与市场紧密相关的部门,业绩依赖于投资者交易活动。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阶段,经济波动和经济活动都非常缓慢,所以,这个部门的业务也会比较少,其中部分原因来自全球的经济政策。”贝兰克梵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缓慢增长的通道了,但政策还是经济危机时期的政策。”
 
  对全球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滞后性的提醒,贝兰克梵不是第一个。最近一个季度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处于金融危机以来最平静的阶段,甚至有人将这一状况与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相比。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全球央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于全球经济,贝兰克梵是个乐观者。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2%至3%的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中国还会在未来很长时间保持7%的一个快速增长,而欧洲则会因为外围经济环境的好转,经济增速也会高于过去的20年。
 
  “全球经济又处于一个合理的增长阶段了,但人们会期望有更多增长。我们会按照监管规定去操作,但如果监管条例不是这么严格的话,如果人们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全球经济会有更快增长。”在贝兰克梵看来,监管规则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危机中人们希望对金融业的监管非常严格,而几年后,人们会期望增长,会觉得这些监管太过严格,需要做出改变。
 
  当然,对于高盛这样业务范围遍及全球的大投行,总会在任何经济环境下找到利润点。高盛的投行业务正替代FICC成为业绩表中的亮点。从2012年开始,投行业务开始发力,结束了过去三年的下滑趋势,当年增长13%,主要得益于债券承销业务的大幅提升;到2013年,高盛的投行业务上升了22%,净收入达到60亿美元;到2014年第一季度,投行业务部创下了2007年以来季度新高,主要原因是繁荣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和并购交易(M&A)市场。贝兰克梵说:“这都是经济周期中一个阶段的表现。尽管FICC部门现在不那么繁忙,但过了这个阶段,可能会更加重要。”“如今,高盛整体比以前更加透明了。我们更加努力地去让公众理解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公众能够更加了解我们,这也是一个与以前相比很大的不同。”贝兰克梵说。
 
  金融危机开始时,高盛的高薪酬是被指摘的一个方面。金融危机后,薪酬支出占净营收的比重出现大幅下滑。2007年,高盛的薪酬支出是201.9亿美元,占净收入的43.9%,到2013年末,薪酬支出126亿美元,占净收入的36.9%。贝兰克梵的个人收入也出现大幅下滑。
 
  贝兰克梵称:“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群人,我们希望能从全球经济增长中获益,也希望能通过金融活动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