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全球青年领袖”榜单3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揭晓，来自66个国家的142名青年精英凭借着出众的领导力和服务社会的精神当选，交银国际副CEO兼上海股权投资公司副董事长、CEO陈维便是其中一位。
此前，姚明、邓亚萍、谭元元、黎瑞刚、白岩松、马化腾、丁磊、马克·扎克伯格、安吉利娜·朱莉等均曾获此殊荣。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未来的领袖需要跨领域的阅历，应具有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经验，中国青年领袖把自己的思想、乐观主义精神和成功经验以积极的方式影响全球，中国青年领袖如何在本区域发挥积极作用，如何成为和平使者、成为区域调停人，如何加快中国进入国际事务的脚步是他们最为关注的。
陈维的教育经历横跨东西方文化，又覆盖微观市场和宏观政策，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MPA。在工作经历上则是跨界加复合，从中央政府部门到参与组建2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公司，再到华尔街国际顶级投行积累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
因此，他一直习惯用一种历史的、辨证的、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和分析问题并做出判断，也为他研究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金融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陈维心中有一个抽象但确定的梦想，坚信有一天在国际博弈的舞台上，中国和中国的金融机构将会成为真正的主角乘风破浪，而他也将会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个梦想。这也是他五年前放弃华尔街高薪而毅然选择回国的原因。
非典型海归
在国内金融界，海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国内外的学习背景、外资机构的工作经历，这是一个典型的海归精英的“标配”，而陈维这个复合型海归，却有点“非典型”。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陈维随即加入中央政府机构工作。但陈维选择自己砸掉“铁饭碗”，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深造。这段哈佛的读书经历让陈维深刻体会到中西方教育的不同。“国内的教育体系侧重定性，培养的是专才；而国外教育体系则强调定量，培养通才，容易启发系统性的思维视角，教育方式也大多是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法；应该说，两种教育方式各有所长。”他说。
哈佛的课堂上美国的学界名流比比皆是，最让陈维印象深刻的是被称作《软实力》之父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这位肯尼迪学院前院长让他体会到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层次力量；还有前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杰弗里·弗兰克尔和发展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三位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巨擘，让他建立了经济学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思维模型。
“哈佛就像一个知识和思想的智库，几乎一切你想到的问题都能在那里找到数据库和老师，供你去研究，得到自己的结论。”回忆起在肯尼迪学院的经历，陈维颇有感触。他觉得自己在那里打通了思维，形成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分析方法，总是试图看得更远、更深、更宽。
这也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与商学院的不同之处。陈维所攻读的MPA/ID专业致力于为全球培养解决国际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人才，它的特色主要建立在博士课程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学术教育，结合解决客观世界实际问题的哈佛案例教学，穿插大量的全球政、商、学界领袖的讲座、讨论和交流，也被肯尼迪学院公认为训练量最大、最难读的硕士项目，每年来自中国的名额一般为两个。大多数学生来自世界各地，陈维当时所在的班级共60多名同学来自40个国家。
陈维后来的经历证明，他在肯尼迪学院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思维方式和广阔视野，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他能游刃有余地在中西方两种知识体系中找到平衡，也促使他从肯尼迪学院毕业后放弃了美国顶级投行的工作机会，选择回国参与组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当时正值中投组建初期，陈维的一篇关于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发展战略的文章——也是陈维在肯尼迪学院读书期间的研究课题——正好被国务院负责筹备中投的相关领导看到，颇为欣赏，一番深谈后，陈维成了中投的第一批员工。有意思的是，作为中投代表之一，陈维还与前哈佛校长萨默斯面对面探讨全球经济和投资话题，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中投代表和导师面对面，很是难忘。
国企里的创业者
中投公司正式挂牌不久后，陈维又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那就是离开中投，来到华尔街。
“在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平台的时代主题下，不仅要有中西方的学习背景，还要有中外的实战经验，只有结合东西方的知识和经验，知己知彼才能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他说。
2007～200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发酵期，陈维笑称自己“在资本市场最危险的时候来到华尔街”，在一家国际顶级金融机构做跨国并购业务，这也让他在资本市场的第一线切身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整个演变过程。
“那时是真实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像雷曼倒闭、贝尔斯登被收购，每天看盘都是在急剧波动。”他说。
思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除了从政治、经济等层面的通常解读外，陈维还以自身的实践，从文化、价值观、机制设计等角度分享了感受：“曾记得危机前在哈佛的课堂上，两房破产危机、住房市场泡沫、长期低利率政策、资本市场监管，早就是我们批评的焦点，引导我们进行辩论的两位教授在哈佛的课堂上似乎很清醒，可当他们在美国财政部担任副部长，在高盛担任副董事长时，这些问题就变成视而不见的盲点。一直到我进入投资银行并做到管理岗位，我才明白了焦点和盲点之间转换的机理：单纯竞争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文化，以及短视的、片面的考核机制使这些最顶尖的人才和曾经清醒的决策者们失去了平衡，这种失衡即使很微小，在经济繁荣或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严重的危害，但是当这种失衡逐渐积累，或者碰上‘黑天鹅’等小概率事件时，致命的崩溃就会发生”。
从宏观政策方面来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失衡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当很多人看到这种失衡时却没有力量去改变它，这是华尔街深层次的系统和制度性问题，也是让身处华尔街的陈维感到无力的地方。“在西方金融机构里的华人，通常其拥有影响决策的时间变量比较短，很少能让其从长期的角度去思考，所以只能停留在战术层面。而在国内金融机构，有才能和经验的人是能够进入到战略层面的，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也正是陈维毅然决定离开华尔街，回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决策层进一步意识到金融和人才的重要性，为吸引海外高层次管理人才，中国启动了“千人计划”，一些华尔街精英们陆续回到国内，加入中资金融机构。被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吸引的陈维，来到上海陆家嘴(600663,股吧)，担任交通银行总行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然而，对标华尔街，陈维坦言国内金融体系还是有不少差距的，差距不仅是金融系统上的，更多的还有软实力——管理能力和效率、人才数量和质量、思维和做事方式。
陈维打了个比方。陆家嘴和华尔街的金融系统就好比桑塔纳和宝马汽车，两个品牌的汽车都能开，但经济上行之时，“宝马”能够提速到200迈，当然超过300迈也会出问题，但“桑塔纳”提速到200迈就会很吃力；反过来，经济下行时期，也就是路上都是坑坑洼洼时，“桑塔纳”的性能还是比不上“宝马”。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或者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为了提升内在动力，这样才能开在更好的赛道上，也能安全驶过坑坑洼洼。
由于在投资银行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出色的管理能力，陈维后来加入了交银国际，担任副首席执行官，同时兼任交银国际（上海）股权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国企里面的创业者。”陈维说。在他加入后，交银国际又集聚了一批有着中外名校学习背景和外资顶尖投行实战经验的华尔街精英，使得交银国际近年来在研究和投行领域迅速发展。
2013年交银国际获得《亚洲货币》香港区最佳本地券商第三名；研究部主理的“交银国际十大首推股”组合连续两年跑赢大市；作为第一家中资投行获得《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2012年度亚洲区工业运输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一名。根据彭博数据，2013年交银国际作为公司账簿管理人承销IPO家数位列香港72家中外资投行第四名，承销IPO金额68亿港元。
这样的成绩也让陈维欣慰，因为他的团队伙伴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每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给团队伙伴们发bonus的时候。现阶段，这就是年轻伙伴们的真实需要；也许伙伴们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会逐步进入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层次，这就是小伙伴在一步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我希望能助一臂之力。”陈维在朋友圈写道，这样的幸福感甚至超过了他本人入选“全球青年领袖”时的喜悦。
谈到未来，学者气质的陈维流露出一贯的理性正能量，“如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如何从外延式、粗放型升级为内涵式、集约型发展模式，未来的确有很多挑战，但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们正在努力地做。”也许由于教育和工作经历都横跨政府和市场，陈维对深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和三中全会的大政方针也有诸多共鸣，他坚定地认为“政府、市场、社会各自归位才能形成一个均衡的系统，才能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另外“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预算软约束等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更好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为此，他所领导的交银国际团队也在积极谋划推动混合所有制的母基金和关注国企改革升级的股权投资基金，从市场和实践的层面去探索一条面向未来的路径。
寻找科学与艺术的平衡
多维度地思考问题、创造性地探索解决方案，成为陈维这些年来不断打破成规、突破自我、完成一次又一次看似不可能的选择的关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结合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思维来思考和做事，将海水与火焰融合在一起。陈维坦言自己曾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用什么填补感性的空白部分？唯有艺术。现代世界需要有创造力、具同理心、能观察趋势的高感性的人。经过痛苦的打通理性和感性的修炼过程，现在陈维形容自己的性格“很辩证和平衡”，某种程度上，这也符合天秤男的某些特点了。
阅读是最爱也是习惯，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他常常会坚持阅读直至深夜。不仅是金融书籍，更关注历史、哲学，甚至研究人类思维方面的书籍，如卡尼尔的《思考，快与慢》一书让他在思维训练上受益匪浅。“对我来说，我的脑袋离开金融模型，进入哲学或历史的空间时，本身就是一种放松。”陈维说道。
听古典音乐、看芭蕾话剧和欣赏油画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像陈道明的《喜剧的忧伤》，莫奈的画展，哈佛校友马友友的演出，《剧院魅影》和《天鹅湖》，他都第一时间去了。他在艺术熏陶中寻找做金融和建团队的灵感，他更愿意把金融模型的设计和创意、团队的打造和磨合当做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
这种寻求平衡的性格让陈维并没有像很多海归那样感受到水土不服，他的感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陈维说，“在西方学习到了前沿的思维方式，以及获得专业技术层面的经验，但这要与放下自己、接地气结合在一起。要了解这里是怎样的土壤，是怎样的群体，是怎样的机制。我很乐于把中西文化中好的东西整合起来，而水土不服就是把不好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了。”
陈维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位老将军的题字——“厚德载物”，他自己非常欣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才能不是绝对的，面对未知，再大的才能也还是会犯错误，就好比美国的的人才优势让全世界羡慕，但拥有上百年历史，集合了全球最顶尖人才，也曾经历过很多危机的投资银行和金融帝国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轰然倒塌。深刻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以先行者的姿态探求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年前，陈维就相信中资金融机构和投行一定会加速发展，并最终在世界金融版图上得到与自身大国地位相称的角色，这也是他当年毅然回国的原因。以创业者和艺术家的思维和精神来做金融，这些年他一步一个脚印，从未迷失。陈维，这位在平凡生活中始终怀揣理想主义情怀的“全球青年领袖”坚信：我们离梦想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