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书法家、书画鉴赏家启功晚年曾经为文指出，经他过目鉴定的齐白石书画不在少数，但即使他金口断定为真迹的作品，也很难确保其中不会有看走眼的鱼目混珠之作。
启功年轻时曾经亲炙白石老人，见过老人作画、写字、刻章，对他的艺术手法、创造过程、审美主张，可说知之甚详，自非一般鉴赏家可及。而作为中国当代声誉最高的三大鉴赏家之一（其余两位是谢稚柳和杨邦达），他的鉴赏能力也已备受肯定。但即使“得天独厚”，他晚年仍要为自己所鉴赏的齐白石作品预留注脚，作为他的“免责声明”。可见得文物鉴赏大不易为，专家也会有失手的可能，连启功他也不得不对自己的鉴定成果保留余地。
启功的“免责声明”并多此一举。如果考虑到在市场上流通的齐白石赝品多不胜数，再加上造假者的高仿技术已经可以做到以假乱真，每每要让专家跌破眼镜，启功的顾虑可说都在情理之中。
齐白石书画有八成赝品
事实上，远在齐白石生前，齐派水墨画便已经为世所重，受到白石老人艺术魅力感染而专学齐派的艺术家自然不少，其中也不乏《水浒传》圣手书生萧让那类仿真维妙维俏的高手。其次，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老师授徒传艺，肯定也会以自己的艺术风格作为本位，而学生也必然会以“尽得真传”为荣。这些齐派艺术家日后在美术学院教学，又培养了更多齐派艺术家。
但更重要的是，近20年来拜拍卖市场之赐，将许多大师级的作品拍卖价推向云端，受到市场利暴利的驱使，名家的赝品早已充斥市面，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大受污染，而广受收藏家宝爱的齐白石作品，自然便是赝品的“重灾区”。
根据艺术品资讯库雅昌网两年前的不完全统计，过去20年来，进入拍卖市场成为拍卖品的齐白石作品达2万5000件，成交者1万4000余件。一些资料则显示，齐白石生前曾亲口说他的画作有8000多件。后经他的家人和弟子的统计，他的作品总量不会超过1万5000件，其中为博物馆所收藏的作品有五六千件，再扣除多年来的毁坏损失，能够在市场流通的作品总量不会超过1万件。正因如此，业内人士普遍相信，在市场上出现的齐白石作品有八成是赝品。
2011年5月，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推出的齐白石1946年作品《松鹰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亿2550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的新纪录，一时传为佳话。但是专家随即指出，这幅由美国旧金山私人收藏家提供的作品存有疑点，极有可能是一幅伪作。由于买家拒绝付款，所以这幅作品至今仍搁置一旁，成为悬案。
天价名帖遭到质疑
这只是成千上万齐白石拍卖品中的一件。由于这幅作品创出天价，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才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每年在中国各地的拍卖会上，仍有大量的齐白石作品准备上拍，没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为真迹，多少为赝品。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富裕阶层逐渐扩大，富豪的收藏品味不断提升，作为财富象征的顶尖艺术品收藏也会越来越红火，并吸引更多齐白石赝品进入市场。
齐白石作品只是仿假行家最热衷的对象之一，其实无论是在世或谢世艺术家的作品，甚至年代久远的古书画，都可能成为造假的对象。最近几年来陆续拍出天价的黄庭坚书法《砥柱铭》和苏轼书法《功甫帖》，都遭到鉴定家的质疑。以画古典人物著称的范曾便痛言，在市场上流通的“范曾画作”，有99%都是赝品。
傅抱石纪念馆前馆长、傅抱石研究专家徐善也曾说，他看过某家拍卖公司拍卖图录中的数十张傅抱石作品，却看不到一幅真迹。
一些研究人员更认为，中国国内中小型拍卖行所推出的艺术拍卖品，有八成都是赝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根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一项调查，中国的拍卖品有一半并没有完成交易。
中国当代声誉至隆、拍卖品屡创纪录的艺术大师吴冠中，在他生前便多次控诉，一些拍卖品并非他本人的原作。他甚至挺身而出，将不法者告上法庭，并赢得官司，创造了中国艺术界以法律手段打击赝品的成功案例。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会像吴冠中那样通过诉讼手段来打击制造假画的不法之徒。况且许多高居拍卖会榜首的大师级艺术家都已过世，除非其家人出面干预，否则根本无从将假画供应者带上公堂。可是，艺术家的后人如果同这些不法之徒串谋勾结，通过提供假证、扭曲事实、修改画作题款等方式为他们护航，将假画当成真画带入市场，这就不是艺术家与造假集团双方的争讼，而是一场邪与正之间的斗法了。
一出徐悲鸿赝品的闹剧
2010年6月北京九歌春季拍卖会上，被视为徐悲鸿油画作品的《人体蒋碧薇女士》，以7280万元人民币成交。一年后，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届研修班的十位学员在媒体上联名发表公开信，称这幅作品并非徐悲鸿所作，而是当时研修班一位学员的习作。他们还拿出五幅作于1983年的课堂习作进行比对，显示这些作品“无论是衬布色泽、模特站立姿势、身材特征、发式，以及脸部特征”都完全一致。
这起被画家陈丹燕称作“指鹿为马”的诈骗案固然引来恶评，但更令人不齿的是，徐悲鸿与前妻蒋碧薇之子徐伯阳还为这幅伪作提供了一份鉴定书，说明“此幅油画《裸女》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物。”同时，徐伯阳还同《人体蒋碧薇女士》合影，双重保证这幅作品是徐悲鸿的真迹。
图：徐悲鸿与前妻蒋碧薇所生之子徐伯阳，同一幅题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作品合影，并书面证明这幅作品是徐悲鸿以蒋碧薇为模特的人像写生。
徐伯阳鉴定书中所谓的《裸女》，而拍卖时又以《人体蒋碧薇女士》为题的人像画，如果确实是1983年的作品，当时徐悲鸿已经逝世30年，不可能从墓土中爬出来重握画笔。画中人据说是一名20来岁的农家女，又怎么可能成为当时已经50多岁的徐伯阳之母？将蒋碧薇的遗照同画中人对比，便知道两者确实相去甚远，徐伯阳不可能错认母亲。他闭起眼睛为这幅伪作“背书”，已经有意误导或默许造假者误导人们相信这是一画徐悲鸿为前妻而作的人像画，因而演出了一场时空错乱的闹剧，弄得人们啼笑皆非。那股推使他对着裸女图呼娘叫母的动力，已经不言而喻。
图：蒋碧薇年轻时的照片。
拍卖行不为拍卖品承担责任
书画伪作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的在中国各地的拍卖行亮相，而且频频以天价成交，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素使然。
首先是拍卖行所订的拍卖规则，在于保护己方的利益，排除了拍卖品买方或卖方向拍卖行追索责任的可能。中国国内的拍卖公司一般上都很懂得自我保护，善于将法律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中国最大拍卖行中国嘉德便在拍卖规则上列明，一旦拍卖品落槌成交，买卖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便已合法生效，随之而产生的法律後果，便由双方各自承担，拍卖行已不须负起任何责任。这使得竞投到赝品的买家无法向拍卖公司追讨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卖方也无法因买家拒绝付款而向拍卖行索赔。
其次，中国各拍卖行的拍卖条例中也列明，不为拍买品的真伪或品质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等于给自己制造了一面“免死金牌”，纵使上拍的艺术品有明显的瑕疵，甚至已被专家断定为赝品，也可援引这个条款逃过法律的追诉。当然，这也为赝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出口。
但是比照全球拍卖业两大巨头——苏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便发觉这两家公司并没有这道护身符， 所以便须频频面对买家的索赔官司。
法律约束力能杜绝赝品
2005年底，俄罗斯石油大亨、亿万富翁斐克塞伯格(Viktor Vekselberg)在佳士得的一个拍卖会上，以170万英镑的高价拍下了据称是俄罗斯著名画家鲍里斯·库斯妥基耶夫（Boris Mihajlovic Kustodiev）的油画《宫女》(Odalisque)。交易完成后，一名艺术专家怀疑这可能不是库斯妥基耶夫本人的作品，但是佳士得仍坚称这是真迹。
斐克塞伯格最后告上法庭，要求退回款项。到2012年开庭聆讯之后，伦敦的法院判斐克塞伯格胜诉，佳士得必须承担270万英镑的损失。
法律的约束力，迫使拍卖行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和维持崇高的专业道德水平，也有助于将赝品拒之于拍卖行门外，而这正是中国目前所欠缺的。
再者，先进的科技仪器、高明的造假手段、细密的造假流程和天衣无缝的装裱技术，都让赝品直追真迹，经常能够逃过专家的金睛火眼，成功的通过拍卖行的窄门。业内人士透露，一些造假集团拥有庞大的工作队伍，能够通过细腻的分工，准确无误的再造名家的艺术品，几乎难辨真假。
当然，赝品的暴利，才是推使造假集团在假画、假古董等方面大费周章的一大动力。许多赝品即使被揭发，也鲜少有人会遭受到法律制裁，这已间接鼓励造假集团不断努力推出赝品。
慎防贪念作祟
一些专家便认为，在中国鱼目混珠的艺术品市场上，要避免买到赝品，收藏家便须做好功课，对艺术史要有所了解，同时也必须对自己心仪的艺术家的创作手法、拿手绝活、风格演变等各方面下一番苦工，而不是道听途说，或者满足于一知半解。浅薄的知识，有时比毫无知识为害更大。
此外，赝品之所以能够得到买家的青睐，有大半是因为买家的贪念在作祟。当名家的作品在中小型拍卖行以较低的拍价起标时，千万不能因为价格超低便见猎心喜。当便宜货推到眼前时，必须先问自己“我何幸之有？”而不是利令智昏。要知道，买家的贪念，便已为不法之徒打开方面之门。
中国价廉物美的工业制造，为之赢得“世界工厂”的美誉，并带来持续30余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成就了中国今日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中国无孔不入的伪劣、有害、含毒产品，却也让中国产品蒙羞。中国的艺术品造假活动虽然无毒，但不能说完全无害。如果不能及时遏止这类诈欺行为，中国艺术品买家的权益根本毫无保障，而艺术品市场的声誉也必然严重受损。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又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艺术品市场，实有责任为艺术品维持一方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