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市场人士认为，中国已进入金融改革的「大爆炸」时期，将在未来短短几年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种乐观预期，实际上就是期待中央将很快完全放开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上限是中国一项主要金融管制政策，目前设为政府基准利率的1.1倍，无论市况如何，中国的银行均受此限规定。这些乐观人士需要重新整理思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中央在推进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还需要达致微妙的平衡。
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是取消存款利率管制的先决条件。日本和美国在取消存款利率限制前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韩国和台湾则是两者同时进行。中国现已达成政策性共识，下一步可能就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让市场力量逐步决定存款利率。在这方面，虽然步伐不大，但中国已迈出第一步，于2013年12月在银行间市场推出可转让存单业务，但交易仅限于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下一步自然是把可转让存单业务引入二级公开市场，让大型企业和超高净值储户参与买卖。日本的利率自由化之路，即始于向大储户推出可交易的可转让存单。
接下来，中国或许会考虑取消大额长期定存利率上限，如五年及以上的定期存款。 1986年美国取消Q条例前就采取了如此做法。由于长期定期存款占银行存款总额比重不到1%，因此此举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潜在影响应该很容易控制。
中国利率自由化的规划是一回事，但何时实施及实施顺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中国必须在自由化过程中平衡赢家与输家的利益。利率自由化加上其他金融改革措施的好处显而易见，应有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且，利率自由化也是中国深化资本市场、建立适当风险溢价定价体系的先决条件，并能为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利率自由化会重新调整赢家与输家的位置，从而改变游戏规则。中小企业和有净储蓄的家庭可以获得信贷和高回报，因此将得益最大。但金融管制的主要受益者银行和国企应是输家。由于输家将是系统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可能导致利率自由化实施过程中出现困难。
金融管制为中国的银行制造了最少300个基点的存贷款息差，确保银行能够得到垄断性的利润，但却牺牲了家庭利益。由于各个不同细分市场都争取资金流入，因此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将推高存款利率，从而破坏银行的垄断利润。国企也会因融资成本大幅增加而受到巨大打击。
过快推动利率自由化，可能加剧地方政府债务所构成的风险。自2010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已给中国公共债务增加了大量负担。要确定公共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名义利率和名义GDP增幅之间的差距。目前，中国总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53%，处于可控范围内。但利率自由化可能令利息成本激增，推高公共行业债务占GDP的比例，从而威胁到这种可持续性。
鉴于中国正面临这些挑战，中国领导人应谨慎推动利率自由化。逐步实施利率自由化，能够让输家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政府可以继续维持关键改革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