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中国地产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在2011年和新加坡的两所大学进行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他不仅以万通公司名义捐赠500万美元给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与设计学院，也以世界未来基金会理事长的身份，捐赠各25万美元给国大和南洋理工大学，作为可持续发展博士论文奖的奖金。热心于公益，建立有公信力的公益基金组织，这位驰骋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在接受《时代财智》专访时，讲的不全是生意。
为什么选择和新加坡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
现在，整个亚洲和中国都面临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趋势。新加坡在过去46年创造了一个全世界的样本，在有限的土地，国土和城市空间中，创造了一个高密度的，有序的城市发展模式。个人感觉，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也应该走高密度的城市发展道路。在研究未来中国大陆的发展时，我们认为新加坡的研究非常有成效。这里不仅有全球视野的研究团队，还有有效的制度，而且这项研究也得到国家财政上的大力支持。
您认为，行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
持久的耐力最重要。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需要时间来考验。做公益和慈善，首先需要恒心，绝不是简单的营销。
其次，我认为，慈善需要制度化，组织化。通过强调公益组织的人才、价值观和使命，把组织制度做好，就能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去做。例如狮子会，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就是用组织化的力量去做。作为中国第一代新的公益慈善的开拓者，我们有责任去制度化，组织化地做。
做公益，道德上的自律非常重要。公益是“以私帮公”，以个人来帮助别人。如果对行善人的道德有所要求，会使公益这件事变得更加受尊敬。我曾拜访过新加坡做的最好的公益组织，如，李氏基金。得到最强的感受是，做公益基金，是用社会大众的善款来做善事，在道德上应该要更好的自律。
2010年，巴菲特和盖茨访华劝捐不甚理想。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家去做慈善？
其实，中国大陆民间企业的公益慈善要比这两位先生做的好。巴菲特在1975年就开始赚钱了，2000年才成立了公益基金。中国企业家成立公益基金会的时间也就是在这10-15年的时间。巴菲特赚了30年的钱，才决定要捐款，相比之下，大陆企业的时间比他短，行善时间比他早。
巴菲特的背景是，拥有70%市场给予的资源，他们赚到了钱，才给予捐款。这和中国不一样。大陆私人企业的捐款超过了国营企业，民间的捐款超过了公共部门的公用开支。民企只拥有30%的社会资源，比如，信贷资源，却承担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这种情况下，民企的捐款还超过了国企。
现在，很少再谈中国企业家原罪的问题了。是否中国企业已无“原罪”？
中国有700万家民营企业。大部分民企都是最近10-15年创办的，这些都没原罪，都很正常。中国能存活7年以上的民企，比例少于5%；20年历史的企业，可能都不到1%-2%。现在，中国已有企业的公司法，原罪问题成为了历史。可以说，因为民企存活难，能活下来的都是好的。
您怎么看企业行善“裸捐”？
陈光标差不多捐掉了80%的股份，而且，是一次性的。从这个角度，他不输给巴菲特。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中国背景，大陆是一个公权社会，而私人权利是这几年才发展的。在公益慈善制度，包括税收、企业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大家捐钱时会高估。因为重复缴税的原因，一个中国企业家捐款1元，相当捐了1.5元；而美国，捐1元，经过减税，实质只是捐0.5元。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企业家有很多都比巴菲特做的好。
再了解大陆国情，今天大陆国有资产的相当部分都是在1956年当时的民营企业家捐出去的。遗憾的是，当时“裸捐”——全都捐完后，就形成国有资产，没有市场制度；没有制度，导致国营企业效率低下。
民企在捐钱时，需要循序渐进，他们可以每年拿出利润的一部分，我不建议民营企业“裸捐”；否则，只有国企，没有民企了。而且，片面强调裸捐，而不充分保护居民的私有财产，那么创造财富的动力就会枯竭，财富就会消失，创造性被扼杀。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之只缴纳15%的现金利润，应该鼓励国有企业多捐款。
你在慈善上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
慈善不仅是捐钱，我花时间参与推动制度化完善，希望在中国创办好的公益组织。以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为例，这是2007年，我和王斌发起成立的，也是中国最大，全世界最大的心脏病公益基金，它已吸引了中国重量级的老板参加，如，马化腾，马云。目前，爱佑华夏实施的手术病例已超过了11000个个案，超过了全球最大的医院。做手术像流水线一样，一年能做4000-5000个病人，这要归功于制度。我们让慈善可度量（measurable），比如，做一个手术需要两万元，那么医院和基金会各出一半。我们让运作经费为零，捐款100%用于慈善项目。人员的行政管理费，通过额外发行一个债权来获得。我们不断提高透明度，就是让捐款人觉得透明，1分钱都没浪费。
其次，我们逐步将项目转化为平台。刚开始，我们和医院联系。后来，我们也像淘宝网，阿里巴巴那样，把心脏病基金做成一个心脏病救助平台。通过建立一个公益平台，来提高效率。有一个企业，把四川的病患都包了。这也吸引其他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参与。
在五年前，当我决定开始做爱佑华夏基金会时，我第一站去到美国，然后到新加坡。美国特别强调可度量，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捐钱，这可以制度化。
在创办公益基金时，从新加坡学到什么经验？
当时，我们拜访了新加坡社会发展部，体会到道德自律，比如，原全国肾脏基金组织（NKF）主席杜莱坐头等舱的负面影响。新加坡和中国不一样。因为大陆经济发展慢，贫苦人口多，自然灾害多，中国的善款仍主要用在救灾、教育、医疗；相对而言，新加坡的善款主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用在制度方面，科技人才的发展。这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希望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是否会考虑收购其他管理不善的公益基金？
从法律层面上，是不允许的。公益基金是社会财产，我是受托人，受托来管理这些公益财产，这和盈利机构不一样。未来基金会可以和盈利机构一起来做项目，但是不能收购机构，但是在管理和治理上，是分开的。
做公益基金，如何区分生意和公益？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面临污染，经济成本个问题。我个人比较偏向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集合了全球的专家团队，这个研究过程，会加强和中国的交流。比如，新中天津生态城，这是把新加坡经验移植到天津，而万通在天津有发展项目。除了研究项目，我们希望能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这些具体项目上做些尝试，尝试不是为了盈利，而是看是否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万通的生意和公益分开的。我们强调公益的独立性，专业性，公益性。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公益的所有捐助都是和万通的盈利分开的。世界未来基金会所做的项目，和万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2011年5月，我们盈利单位和国大环境中心签署的合作项目。这个是和盈利事业有关的项目，我们起初就明确了是由盈利单位来进行的合作项目。
关于冯仑
世界未来基金会有限公司（World Future Foundation Ltd）在新加坡注册，于2009年2月获准成为一家公益慈善机构。冯仑是该基金会理事长，也是中国公民在新加坡成立的第一个基金会。
1959年出生的冯仑，当过教师，做过官员，并拥有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至1991年，曾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任职。冯仑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轮值主席。
他在1991年创立了万通集团，也曾参与创建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在中国，他首倡房地产的“美国模式”，即由全能开发商转化为以投资能力见长的专业的地产投资公司。1999年，他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China Urban Realty Association），曾担任第二任轮值主席。2007年，冯仑参与成立了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后又与王石、张树新、潘石屹等中国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该协会重点关注荒漠化治理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公益环保机构之一，冯仑是2011年新任会长。
2008年，他倡导万通地产申请成立了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他的两个公司，万通控股和万通地产每年各捐出1%和0.5%的利润给万通公益基金会。冯仑也参与创办文化基金会———“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2010年，冯仑、王石等企业家协助李连杰所创办的壹基金成功转型为公募基金。
冯仑是一位喜欢思考、写作的企业家。著有《野蛮生长》、《理想丰满》等书。通过他的亲笔撰文，访谈或社交媒体，分享对经济、社会、政治等问题看法，风格幽默麻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