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军万马来南洋值不值？经过层层选拔和考试，一旦官员们踏上新加坡这块土地，往往便意味着职位进一步升迁的可能。来自南大中国事务处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
如今，中国公务员眼中的“新加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加坡了。
中国的公务员阶层正集体对南洋岛国新加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特殊情感的发生，绝不仅仅是黄皮肤黑眼睛，也不是传统文化上的认同，而是始于上世纪90 年代延展至今的“海外干部培训”。据统计，截至目前，有近万名从省部级到县处级干部已经或正在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而且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各级政府重要岗位的领导者。
随着赴新加坡公务员培训的规模效应越来越大，中国公务员和新加坡的关系正在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比如，人们热衷谈论的“中国市长班”赴新加坡干部培训自然也在产生多样化的效应。
“你去新加坡了吗？”成问候语
“你去新加坡了吗？”据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这句话成了当今中国中层公务员见面后相互问候的第一句话。
目前，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以下简称南大)、国立大学等著名大学，正因为承担大量的中国干部培训任务而越来越引起中国民众关注。中国公务员赴新加坡培训，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化、潮流化。
在江苏省某市城市管理部门任职的陈平( 化名) 先生，幸运地位列“去过新加坡”的中国基层干部中的一员，他是2010 年4 月由组织部门选派前往新加坡短期学习的干部之一。这一看起来貌似平常的培训，却令陈平很高兴。“下飞机就感到非常亲切，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说国语，那种在异国的陌生感和心理障碍一下子就没了。”陈平回忆自己在新加坡的短期培训时说，“所以，尽管是出国培训，却感到很放松。”
作为地方某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陈平的高兴自有其理由。因为即使基层干部前往新加坡培训，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挑选、资格审查之类的程序，比如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年龄要求、外语水平要求、是否具备进一步担当重要职责的潜质等被选派到新加坡参加干部培训，往往意味着职位进一步升迁的可能。
中国最早向新加坡派出干部接受培训的是80 年代的河北省。到1992 年，邓小平在中国发动新一轮改革，前来受训的中国官员才真正多了起来。1996 年, 新加坡和中国制订了中国高级官员到新加坡考察访问的计划。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中国中高层干部的重要培训基地，是在2001 年。中新双方达成协议, 由中组部有计划地向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派出厅局级干部进行系统培训。所有这些学员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每年由中组部直接选派的十几名中国高级官员，他们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就是所谓的“市长班”。
成为“市长班”成员绝非易事
在新加坡培训大军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中高级公务员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班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也即“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们。有资料称，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学费1.8 万新元，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费是4.5 万新元。学员可以争取各大基金会设立的奖学金，最高奖相当于100万新元。
但要成为“市长班”的成员，绝非容易的事情。能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都是由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严格审核挑选的，对学历、外语水平、政治素质及工作能力、潜力等都有严格要求。据相关部门透露，这些干部都要经过两轮的严格考试筛选，并且校方也要认真审核来最终确定，被挑选上的干部学员们平均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在这些选定的学员中，既有各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处长、局长，也有各县区的主要领导，都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干部核心骨干力量。
“ 学员们学习都很积极认真。”在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授课五年的何启良教授介绍说，“他们都会提前来到课堂，积极讨论问题，我感到他们很渴望成功。”对于很多学员来说，“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因为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的课程量大，考核也很严格。令南大教授们惊叹的是，除了学习用功外，这些前来学习的中国高官们在生活方面其实也很吃苦，“他们都住三四个人一间的公寓，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他们挤出租车去考察，这些都很难得。”一位老师介绍说。
短短十天 学费不菲
“这些学员和一般的出国考察者完全不一样。”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课程主任吴伟说，因为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他们经常在休息日骑着自行车到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去观察。这种学习是艰苦的。学员考试不及格或者缺课20% 都必须重修。特别是到新加坡的第一个学期“都很难过”。2006 年出现了第一个主动休学的学员，2008 年有了第二个，“都是在第一学期的考试前，一个是地方党校副校长，一个是教育局长。第一学期的考试压力实在太大了。”
令吴伟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官员。他在南大学习时被任命为一个市的市长，却不想放弃学习，“最后周一到周五上课,周末回内蒙古处理公务。”
在江西省南昌市某部门任职的何志用( 化名)，去年有幸被挑选参加为期十天的新加坡干部短期培训。何回忆自己在新加坡培训的感受时说，印象最深的是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国家的现实情境对他的刺激，“真的不能比，要是执著地去比较，你只能很郁闷，人比人气死人嘛。虽然只有中国一个地方城市那么大，但管理效力确实令人惊叹。”不仅如此，在培训期间的走访考察中，何还直观地体验到，新加坡民众的道德自律意识非常严格，“你觉得每个人都很能严格要求自己，城市一尘不染固然与雨水多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市民对自身行为的规范，你很少见到当地人抽烟喝酒，虽然在我们看来过于拘谨了一些。”
“民众的道德自律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近年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影响和旅游业需求，政府在城市豪华地段开设了一些赌场，但实际上，赌场开设后新加坡国民很少参与。”何先生说。尽管收获颇丰，但何先生对每人四万元的培训费却有些计较，“短短十天，每人光学费花四万元人民币，究竟值不值呢？”他自嘲地说，自己是有些小家子气，能像他这样斤斤计较的人应该不多。
千军万马下南洋值不值？
从2001 年起至今，中国干部正千军万马下南洋学习取经。来自南大中国事务处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
出国深造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开地方公务员眼界和思路，不可否认的是，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大量的“市长班”学员回到国内后，在各级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学员在国外培训归国后被委以要职的规律其实由来已久。据了解，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九成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是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49 名中国高级干部之列。
对于正在全面展开的赴新干部培训，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目前许多包括新加坡和美国在内的媒体舆论，都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干部出国培训应该继续推行，但我个人认为不需要了，起码不需要大规模推行，也不需要过于频繁。同时，也不应该把这类培训作为提高干部素质的一个关键环节。”
无论如何，每一个到新加坡学习过的官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关项目负责人表示，希望这些官员的培训能“物有所值”，切切实实地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变革带来福音，毕竟，几乎所有类似培训的花销都是由中国的普通纳税人来承担的。
（选自: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