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1，新加坡）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简称IPS）最新研究显示，过去六年来，新加坡人的亲密朋友数量明显减少，从2018年的平均10.67人下降至2024年的6.49人。
研究发现，18至35岁的年轻人比年长的同龄人更倾向于拥有较少的亲密朋友，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这些变化表明，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受到压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所长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在“新加坡透视论坛2025”上指出，社会资本对新加坡应对疫情至关重要，而这也许是目前面临社会凝聚力挑战的一个警示。
他认为，新加坡在应对社会和政治分裂的过程中，虽然相比其他国家尚未陷入困境，但依然需要加强和补充社会资本。他警告道：“社会资本不是可以随时取用的资源，必须不断补充。”
贾纳达斯·蒂凡分析了三大原因导致新加坡社会凝聚力受压：收入不平等、社交媒体的影响以及移民问题。关于收入不平等，他提到一项研究显示，相较于2018年，去年收入较低的人群更倾向于跟收入水平接近的人交往，收入较高的人群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例如，月收入低于2000新币的人群中，有52%倾向于与同层次的群体交往，较2018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陈庆珠教授（右一）在“新加坡透视论坛2025”的小组讨论中发言。（图源：网络）
此外，关于移民问题，一些与会专家讨论了政府过多干预社会事务，是否影响了市民之间的互动机会。一些学者指出，过度依赖政府可能会导致社群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最终会破坏社会信任，增加社会分裂的风险。英国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管理学院实践研究员亚伦玛年（Aaron Maniam）博士强调，信任是保持国家合作和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另一场讨论中，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表示，新加坡的社会模型过于依赖强大国家，未能给社会提供足够的空间进行有效的公民参与。他提到，当前的国家管理方式，尚未能实现理想高效能国家与充满活力的社会之间的平衡。
关于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一些参与者提出，是否应优先考虑拥有家庭联系的移民，并确保他们能为国家作出贡献，而非仅仅维持种族配额。对此，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认为，维持种族配额仍然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少数族群认为自己被边缘化。
讨论还涉及到新加坡是否应取消身份证上的种族分类（CMIO模型）。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社会学家吴佩松教授认为，虽然CMIO模型旨在尊重不同种族群体，但它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她认为，真正的社会包容不应是一个最终目标，而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这场关于新加坡社会未来的深入讨论，揭示了当下社会凝聚力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也提出了重建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