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齐聚华府，商讨多领域的合作。谁都能看得出此次峰会背后美国清晰的政治目标：强化印太战略，围堵封杀中国。
对于中国，美国朝野上下有着清晰的共识：俄罗斯只是一时之急，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通过俄乌战争拖垮俄罗斯后，美国就会全面启动针对中国的各项围堵封杀政策，其中，回流资本、转移供应链、彻底摆脱中国、实现硬脱钩，正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核心杀招。此次在美国召开的东盟十国峰会，便是美国围堵封杀中国的重要一环。
紧随其后，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全面启动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 IPEF），除了涵盖东盟的7个主要国家（泰国、越南、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还包含了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3个创始国。
此时的中国正陷在清零抗疫的泥潭中。为了抗疫，不断停航停运、封城封市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正在陷入频繁停产、港口堵塞、物流短缺等麻烦，供应链的不确定因素与不可预测性越来越大，制造业的回流或迁徙已成为各大跨国企业董事会的热门话题。
2022年4月，会计师事务所安永（EY）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多达83%的跨国公司高管正在考虑其供应链的“回流”或“近岸”，而将位于中国的制造供应链迁徙至越南、印尼、印度等东盟与南亚国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一供应链大迁徙的浪潮一旦形成，对于中国经济无疑会是致命一击。
一、美国的杀招，东盟的良机
中国虽然是全球制造工厂，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与配套设施完善等方面的优势，但很多产业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底部的低端加工制造领域，而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尚处于步履蹒跚阶段，对于目前尚占据较大比重的低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供应链转移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西方跨国企业手中，而东盟的可替代性非常高。
对于东盟而言，承接来自中国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如同再造一个中国神话，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为此，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积极性。
此次东盟峰会结束后，越南总理亲自率领内阁主要成员去美国硅谷招商引资。在与企业家的沟通过程中，越南总理并没有提到“两免三减半”之类中国政府常用的优惠政策，而是强调了大力建设基础设施、人才和法治的重要性。而其中，法治透明、政府清廉正是当前中国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也是西方跨国企业更加关切的领域。越南过去十年的发展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翻版。西方跨国企业在经历中国近乎疯狂的抗疫之战后，越来越意识到供应链回流与迁徙的重要性，而越南作为中国供应链替代国家的吸引力正在日益增强。
泰国、印尼、印度等国家都同样不愿错失这一盛宴，同样力争吸引外资，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的情景如出一辙。
新加坡之于东盟，就如同香港之于中国大陆。借助新加坡自由开放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向东盟输送国际资本，成为东盟供应链与西方跨国企业之间的桥梁，正是新加坡崛起、取代香港、成为真正意义上亚洲贸易与金融中心的良机。
不难预见，东盟与南亚将是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地区。这个地区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人口的优势。别忽视了，中国大陆的年龄中位数是38岁，东盟南亚国家大多在30岁以下。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已拥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加上方便的海运条件、新加坡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的支持、以及来自美日韩台的高端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的带动，IPEF诸国的发展前景正在吸引全球企业家与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大规模的资本回流与供应链迁徙，将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休克式的停顿，很多配套产业将会失去依托，加上接下来西方对中国更为严格的技术封锁，若中国不能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中国经济的倒退将不可避免，40年前美国打残日本经济的一幕将会重演。
二、中国的对策
面对美国的杀招，中国该如何应对？
供应链迁徙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持续的，它不仅很有可能中断中国崛起的进程，而且会造成中国经济的倒退与衰落。
中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供应链的迁徙并不在于东盟比中国有多强，而是中国的现行政策正在迅速削弱自己。闭关锁国的清零防疫与内循环政策、以及与西方日益激化的意识形态冲突，使得中国与西方正在从相互融合演变成为隔阂对抗。与俄罗斯的联盟以及对台湾频秀肌肉的武统倾向，已经让中国成为很多西方国家眼中的邪恶轴心国。现行政策若不修正，与全球经济发展脱钩的趋势将越来越加剧。
中国只有更加深度地融入世界，才能避免美国的围堵封杀以及与全球经济的脱钩。
为此，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以下三大对策：
1. 腾笼换鸟，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政府应加速其中国制造2025战略，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走上产业链金字塔的顶尖。这需要中国政府采用腾笼换鸟式的产业政策，对高科技与智能化制造相关的企业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尤其是要发展一批具有产业生态圈赋能思维的核心企业，并通过他们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整合升级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一味强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而忽略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是愚蠢的；同时，若不加强产业政策落地实施的有效性，它将再次成为各级官员谋取私利的贪腐工具。
2. 引进来，走出去，更深度地融入世界
1）引进来，是为了推动产业升级：
西方仍然掌握着大量科技、资本与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中国大市场的影响力，大规模引入西方科技、资本与人才，才能更好地加速中国产业链的整合升级发展。 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的粗放模式（“拉进篮子里都是菜”），在引进来的过程中，更需要聚焦以下两个领域：
- 针对各地产业链升级的现状，引入可以驱动当地相关产业升级的外资核心企业（如：特斯拉），并以它们为核心，带动周边一系列配套企业共同成长，形成新的供应链与产业链体系。引入这些外资核心企业需要具有更长远战略眼光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本地化大市场的支持，周边配套的成熟度，资本的扶持。同时还要消除外资普遍存在的对中国社会体制的顾虑，如：资本的自由进出，外资人员的自由与安全，法治与贪腐，等等。
- 针对各地已有的优势产业，引入国际人才、资本与配套合作企业（如：具有科技含量的零部件供应商、软件服务商、管理咨询公司，等等），可以推动这些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更好地实现产业链整合升级发展的驱动者与引领者价值。尤其是要有侧重地引入产业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科技企业以及相关的资本，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推动大型企业的数字化平台化发展模式，进而起到驱动与引领中国产业链整合升级发展的目标。
2）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
在引进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深度融入世界，既是为了确保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为了避免美国围堵中国的有效战略对策。在生态圈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一个深度融合的经济生态圈可以有效破解美国孤立中国、切断中国供应链与世界融合发展的政策。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更应充分发挥香港与澳门这两个自由市场的窗口价值，辐射一带一路国家，并逐步实现低端制造产业链对外的主动转移，以便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新经济、新产业与智能化制造。在辐射一带一路国家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加强与东盟各国形成紧密的经济合作联盟，以中国的优势产业来弥补东盟各国发展的劣势，通过进出口贸易、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主动转移低端制造供应链这三驾马车来与东盟各国实现优势互补的深入融合。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更应充分发挥香港与澳门这两个自由市场的窗口价值，辐射一带一路国家，并逐步实现低端制造产业链对外的主动转移，以便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新经济、新产业与智能化制造。在辐射一带一路国家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加强与东盟各国形成紧密的经济合作联盟，以中国的优势产业来弥补东盟各国发展的劣势，通过进出口贸易、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主动转移低端制造供应链这三驾马车来与东盟各国实现优势互补的深入融合。
三、求同存异，与西方交朋友，而不是搞对抗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此次峰会，美国政府意图明显却败招频显：先是在接待上明显怠慢东盟领导人；其次在经济援助上，只拿出1.5亿美元的投资款，其中还有6千万美元要定向用于美国对东盟的海上安防。
在去年11月，中国承诺在未来3年内向东盟国家(文莱、印尼、柬埔寨、新加坡、泰国、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1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以抗击疫情并支持经济复苏。中国给出的数额是美国的10倍之多，这无疑让东盟各国领导人质疑美国的诚意与信用，也因此导致东盟各国领导人在最终表态时，纷纷表示不愿选边站。
不仅是东盟，西方各国也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与发展诉求，他们与美国一味要围堵封杀中国的战略并不完全一致。于他们而言，一个更加开放发展的中国意味着市场和商机，谁都不会愿意错过，而这正是他们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根本原因。
既然美国给不了他们胡萝卜，中国就应该更加发挥国内大市场+海外华人这两大重要影响力，与更多的西方国家交朋友，而不是搞对抗。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和莫名其妙的大国自嗨，只会增加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
利益驱动行为，一个分裂的西方和一个结盟的东盟，意味着中国可以有更多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失去的市场信心不会在一夜之内恢复，供应链的迁移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是，迁徙的序幕已经拉开，留给中国的窗口期并不长。如果意识不到这股迁徙潮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挽救的话，中国4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繁荣与文明将会一去不复返。
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加深度地融入世界，而世界并不会坐等中国回来。
本文作者：沈亦文教授。 沈亦文教授毕业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分获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国际贸易与金融学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金融分析师。沈亦文教授现在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座副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兼互联网金融学院专家研究员、国际商会学术院(ICC Academy)资深主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