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城市中被冠以“大”的只有两个：大上海和大武汉。在中国中部崛起的战略中，武汉就是地理中国的中心。然而，在今年5月出炉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简称‘七普’）的十大城市排名中，武汉以人口总量1233万退出了前十位。第十名郑州的常住人口为1260万。
大武汉不再大了吗？武汉人去哪儿了？
大武汉，曾被喻为“东方芝加哥”，如同大上海享有“东方明珠”美誉。它在晚清民国的辉煌，是基于武汉坐落于长江之滨的地理位置，内河航运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后工业时代，商品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伴随全球化风起云涌，世界变成地球村，互联网经济引领时代一路狂跑，交通枢纽的作用远不如资金和信息枢纽，大上海的兄弟——大武汉渐渐没落了。
与当今武汉发展相关的话题，太多了。 在中国中部崛起下，那些大量在东南沿海务工的农民工回流中西部，可能带来中西部省份人口的正增长，武汉受益其中。然而武汉的历史优势是人才，拥有高等院校86所，数量位居中国第二，武汉占尽人才争夺战之中的先机。但是，武汉却难以留住这些大学生人才。究其原因无非两点：就业与房价。
就业来讲，武汉曾经是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核心，是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这里基本上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普遍缺乏优质企业。这也导致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岗位，大学生的薪金水平太低。和这边的朋友聊聊，新毕业的大学生，月薪在3000人民币。若汇率按一比一，这和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2800新币相差不大。不过，新加坡的普通午餐5元新币（25人民币），在武汉吃一餐，通常在25人民币。
房价成为压倒生活一切的一根稻草。就以科技创新云集重地光谷为例——2015年，光谷东开盘价5,000元；2017年，光谷东单价15,0002021年春节，光谷东25,000元。这让年轻人看不到买房的希望，生活毫无幸福感可言，只能去就业待遇更好的其他省份工作。
我现在隔离酒店的所在地——积玉桥，属武昌区中心地带，是武昌区委、区政府所在地。今早在网上查了这个附近二手房的近期市场价格，每平方米介于1.5万-2.6万。如果按面积150平方米的户型，房价在350万人民币左右。
毋庸置疑，人口与房产密切相关。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战略——“居者有其屋”。这并非针对外来人才，而是让人民安居乐业，解决国人生活的重中之重，都能以承担的起的价钱拥有自己的房子。其次，新加坡在1991年就设立了教育部奖学金计划，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到新加坡公费留学的项目。不断为人才的池子蓄水。 以位于新加坡中心大巴窑（Toa Payoh)地段的组屋来说，150平方米相当于五房式的大户型，也在70万新币，即350万人民币左右。
然而，摆在大武汉面前的还有更严峻的问题——人口出生率。根据“七普”发布，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较2019年1465万人下降了265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后约2.64亿，占总人口18.7%。这样的情况，武汉的数据自然不会好看。
中国有9亿劳动者，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时间里，中国储备了强大的人才红利，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的人力人才资源，尤其是那些没说中国好话的国家，心里却羡慕的“流口水”，人才是重要的国之重器。人口数量是无法在短期内补足的。面对人口红利的短期消失是历史必然，那么是否能抓住中国教育发展带来的人才红利的历史机会呢？
不过，城市发展不能仅仅看人口的增量。我们不希望成为印度，人口多，堆积了简单劳动力。上海人口增长不大，发展质量却很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有些岗位势必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仅靠低素质的人口红利发展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利用人才红利才是发展的出路。 当武汉 “九省通衢”的红利在互联网经济中渐渐抵消后，武汉一直在发展属于自己城市的道路。 坐在了百万高校人才的金矿上的武汉，能否启动人才的杠杆，重振大武汉的雄风呢？而这最先考验的是武汉政府的领导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