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7日，新加坡）昨日（6日），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该奖项由从事“黑洞现象”研究的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莱因哈德·根泽尔（Reinhard Genzel）和安德里亚·盖兹（Andrea Ghez）三人共享。其中，安德里亚是在120年的诺奖进程中被授予物理学奖的第四位女性科学家。她的获奖，也将大众的视线再次拉回女性科研工作者身上。
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近千诺奖得主，女性仅占5%
诺贝尔奖自1901年起开始颁发，截至今年，在近千位诺贝尔奖得主中，仅有55位女性，约占总得主的5%。而其中，在物理学奖得主中仅有4名女性，化学奖得主中有5人，经济学奖得主至今仅有2人。
虽然进入20世纪，女性诺奖得主的人数有明显增加，但仍远远少于男性诺奖得主，这与女性科研工作者在研究领域中的占比相差甚远。
以美国为例。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表明，美国约有29%的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拥有高级科学研究职位的占11%，诺奖得主约占5%。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71%男性中，约有89%拥有高级科学研究职位，诺奖得主占比95%。
该组数据数据不仅反映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占比与诺奖得主性别占比的不均衡，也反映出了女性工作者的科研困局：在晋升高级科学研究职位过程中，女性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为何女性科研者凤毛麟角？
而女性科研工作者之所以被忽略，不仅是由社会的刻板效应，也是由学术界内部的性别偏见所共同造成的。
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刻板印象总是赋予大众一个女性更擅长人文科学，而不精于科学研究的形象，这使得女性在研究资源上得不到公平分配，并进一步影响了女性在科研领域社交资源的积累，从而导致了女性在晋升过程中，进入科研管理相关岗位的机会也被挤压。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知识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学术界，性别偏见也并不罕见。1962年，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 ( James Watson)由于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被共同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这一发现实际上是受其女同事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Rosalind Franklin) 启发。虽然她没有率先发表研究论文，但克里克和沃森最后在他们的研究引述和致谢中只字未提罗莎琳德，将研究成果据为己有。
而除了在科研成果上的没有给予女性足够的尊重，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男性也对女性工作者的存在颇有微词。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蒂姆·亨特（Tim Hunt）就曾说过女性给他的科研工作“带去麻烦”，更声称不愿和她们同处一室进行工作。
诺奖中改变世界的女性力量
虽然女性诺奖得主的占比和男性仍有很大的差距，但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现状相较以前也正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其中女性榜样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该群体前进的步伐。
2014 年，年仅17 岁的巴基斯坦活动家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是诺奖史上最年轻的的女得主。得奖前，她用她的文字和行动批判塔利班武装组织禁止女生上学的命令；得奖后，她继续通过多种渠道为儿童的合法教育权利不断发声。作为女性，她没有因为性别、年龄，又或是自己身处的环境放弃自己发声的权利，而是将自己的性别和环境转化成自己强有力的武器，在女性教育的战场上冲锋。
2015年，屠呦呦因创制了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被授予了诺贝尔医学奖，同时也使她成为了首位亚洲及华人女性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她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筛选了2000多个可能药方，并最终赢得了世界的掌声，同时也激励了女性群体，尤其是亚洲和华人女性。
而正是有了这些榜样力量的指引，女性科研工作者才能够一步步扭转困局，在一个又一个的科研成果中为自己赢得更大的舞台。
近年来，诺奖评委会也已明确将“性别”作为评核的考量因素，并将多方位考虑提名者结构的多样性。因此，在未来，当诺奖得主被广为报道的时候，也期待世界能够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科研成果上，让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够真正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