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在墨睿设计事务所，背后是他的父亲“南洋画派”先驱画家刘抗的海港彩画 图：张俊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Liu Thai Ker）今年已逾80高龄。他曾担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局长，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局长及总规划师，是新加坡保护历史建筑、“花园城市、”“居者有其屋”等治国理念的忠实推行者。在离开政府以后至今的27年里，他仍积极参与中国、俄罗斯、中东等地众多城市的规划设计，被公认为国际知名的城市规划大师。今年6月，这位大师在他自创的墨睿设计事务所（Morrow Architects & Planners）接受了《时代财智》专访，并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三个心愿。
《时代财智》记者 张俊
墨睿设计事务所位于毗邻乌节路的同德大厦7楼。2017年底，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离开了服务了25年的雅思柏设计事务所（RSP Architects Planners & Engineers），并另立门户创立了今天的墨睿（Morrow），以继承他父亲“南洋画派”先驱画家刘抗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成立的“明日画室”。
走进刘太格的工作室，穿过横竖叠放的各类中英文书籍，最吸引记者目光的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有父亲刘抗落款的大幅海港彩画，另一样是中国长征二号F火箭模型—16年前，中国曾用它首次将载人飞船送上太空，成就了千年飞天梦。刘太格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但后来在母亲和个人志向的指引下却逐渐走上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事业道路。而对于中国的感情，他这样描述：“我是新加坡人，但毕竟也是炎黄子孙。”
周恩来让我“重获新生”
1938年，刘太格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坡的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著名画家刘抗、舅父是书法家陈人浩，由于受父亲和舅父的熏陶，刘太格自幼培养出对书法的兴趣，并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以前，中国国民政府的腐败曾让我觉得此生没有希望，甚至是浪费生命，” 刘太格用深沉的口吻诉说起往事。在上中小学的时候，由于当时受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他没有国籍。长久以来，刘太格一直把中国看作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腐败，当时的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人们有时上午取到的薪水到下午就贬去了大半—这让刘太格感到前途迷茫。
然而，发生在1954年的一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那年，当刘太格从《南洋商报》读到风度翩翩的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的那一刻，便重新燃起了内心对中国的希望。于是，他发奋学习，以优异成绩从高中“跳班”毕业，并想去北京深造一直热爱的美术。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在母亲的影响下，他最终选择了去澳洲专修建筑，赚钱养家。在澳洲学习的起初几年，刘太格在学习建筑的同时，每周还要花半天时间画画，直到第五年，才把所有重心转到建筑设计上。
1962年，刘太格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毕业后，继续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城市规划硕士。1969年，他加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1979年任建屋局局长，1989年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在刘太格的领导下，新加坡完成了组屋规划、历史建筑保护等一套整套具有前瞻性而且切实可行的发展指导蓝图。
有趣的是，虽然建筑设计一直是刘太格的梦想，但他花在城市规划方面的时间更多，他说：“设计好一座建筑，受益的是几百人、几千人，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能让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受益。”
在规划和历史建筑保护方面，刘太格认为新加坡的理念已领先世界。他在建屋局工作期间，曾有幸得到十多位女建筑师的支持，她们用了1-2年时间对新加坡的历史建筑进行排查和研究，提出有科学根据的保护措施。这让刘太格充满底气地向政府高层提出一次性保护4500栋建筑的设想，当时新加坡政府欣然采纳。
为了把保护建筑的政策落到实处，刘太格花了大量时间对比欧洲发达国家建筑保护的十大原则。然而，经过比较分析，他认为欧洲的政策过于严格，在新加坡很难推行。“比如，欧洲人规定，历史建筑修缮后的颜色要和过去的颜色一样，但是，由于一栋建筑的油漆图了好多层，很难恢复到初始。”
于是，刘太格和他的团队对欧洲保护条款采取了“取其精华”的方针，即在不影响总体效果的情况下，适当放宽政策，更有效地对历史建筑的外立面和内部的空间感进行保护。而对于莱福士酒店等历史价值特别高的建筑，则实行更严格的修复政策。
“在保护问题上，政府一定要强势，要依靠专业人士，这样才能确保政策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事实证明，由于我们每项保护政策都花了很多经历去推敲和咨询，当公布出来后，基本没有反对意见。”
刘太格认为，规划政策能否有效实施，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强势，土地国有，好的规划理念。在新加坡成功实施规划后，他还利用成功经验先后参与中国50来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为中国带去了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风格。目前，他被聘为云南省规划总顾问，且参与设计了山东省潍坊、蓬莱、烟台、曲阜等主要城市的规划方案。
“中国在三个条件里两个已经具备，所以我希望帮助中国提升规划理念这最后一点，帮助提升中华民族在全球的尊严。我一直想为新加坡人争一口气，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落后国家的人民争一口气，这是我的三个心愿。”
李光耀让我感到幸福
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是个系统工程，除了一些技术指标和建筑考量，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的运作模式和效率。他凭借他24年的政府工作经验，认为新加坡政府公务人员具有非常高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里，他尤其提到了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给予他工作上的支持。
在刘太格眼里，李光耀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甚至有些“吝啬”。但他十分好学，超度讲理，对待问题注重治本，并能预测社会将来的问题。
“以前，李光耀先生每年都要和我在总统府一对一面谈或者吃饭三、四次，我们吃的很简单，他是一个’吝啬鬼’，一分政府的钱都不浪费，” 刘太格说以前做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李光耀常会问他：“真的需要这笔钱投资吗？为什么？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 只有等到一切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他才同意批准预算。
在新加坡历史建筑保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因为一些老建筑的修复，首先要确保国人有地方住，因此，组屋规划功不可没。目前，80%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中，而刘太格便是组屋的早期规划设计师。他先后主导了20多个市镇规划，以及超过50万户住宅单位的发展工作。上世纪70年代初，他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打造大巴窑镇中心。在设计、规划25万至30万人规模的卫星镇组屋区方案时，他边工作边研究，不断吸取经验，解决问题。
为了设计出适宜居住的卫星镇，刘太格曾在70年代每年去英国、法国以及北欧的发达国家“取经”。他的出访不是“蜻蜓点水”，而是要呆上2-3个星期，期间，他一边实地观察，一边和当地议员商讨策略并听取专家意见，回国后，再结合新加坡的具体情况进行落实。刘太格也曾去过香港取经，但他认为现在新加坡的公屋制度已经更胜一筹，甚至超过了欧洲的水平。
刘太格表示，在当时做组屋规划的时候，要考量两大因素：第一，公共住宅的售价必须是国人承受得起的；第二，住宅必须确保质量，尤其是合适的建筑面积。为了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组屋的有些设计标准也是经过多次调整。例如，一房组屋的居住面积本来仅为24平米，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增加到36平米。为了在合理范围内节约建造成本，组屋是不做装修的“毛坯房”，但建筑的寿命都经过测试，达到几百年。“政府意识到，倘若因建筑质量不好而拆除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至于组屋的比例设计，刘太格幽默地说灵感来自于世界美女的和谐比例：“把立面的比例设计好非常重要，建筑的整体性的轮廓比装修更重要，如果比例不好，是不美的。一个人比例不好，穿得再好，也不会漂亮。”
英国人让我饮水思源
虽然刘太格为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设计了蓝图，但新加坡城市人口的增长却远远超过他当初的预计。1991年，他做的人口规划是到2091年达到550万，可是这个数字却早早提前达到。虽然，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的受欢迎程度，但也着实要求新加坡对今后的规划和保护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加坡的历史建筑保护计划还需要在秉承刘太格的理念下继续往前推。
重建局旧屋保留高级署长符来叶（Teh Lai Yip）女士已从业38年，她告诉《时代财智》，新加坡面临土地限制，所以建筑遗产的保护是作为综合城市规划过程的一部分，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必须权衡取舍。
位于尼路157号（157 Neil Rd）的峇峇屋博物馆，是一栋具有100多年历史的三层排屋，重建局在1991将其列入保护建筑，并受产权方新加坡国大（NUS）委托对其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图片：URA
她说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要做的是展示怎么样的保护才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以及如何恢复旧的店屋（shop house）并进行有意义的，适应性再利用。为了达到目的，我们推出试点项目以证明保护措施在操作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新加坡到1989年已经成功保留了3,200间店屋建筑。
2002年，市建局推出了地区特色规划（Identity Plan），确定了一批具有社会认同感的重点地区，并保护了一批反映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历史建筑，包括马里士他（Balestier），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惹兰勿刹(Jalan Besar)和如切（Joo Chiat）等。它们随后都被列入了新加坡2003年的总体规划（Master Plan）。
通过努力，迄今为止新加坡已保存了100多个保护区内的近7200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牛车水（China Town）整体区域，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和小印度地区(Little India)。这些建筑和区域是我们城市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不可能把每栋建筑物都保留下来，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采有兼顾选择性和实用性的原则。我们不仅重视建筑的自身特色、社会和历史意义、稀有性和对环境的贡献，还向建筑物产权所有者以及相关社区规划评审委员会（一个由社区各界人士组成的独立小组）征求意见。”
符署长表示，为了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政府有时采取“新旧结合方法”，即我们可以选择性地保留优秀历史建筑的主要结构以进行适应性再利用，同时允许其余部分根据土地优化原则进行开发，满足各种需求。例如，前新中国汽水公司主楼（National Aerated Water building ）以及从前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 ）在达哥打弯（Dakota Crescent）由六栋公寓楼组成的建筑群都以这样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政府通过与建筑业主和相关利益方的密切合作，让他们看到保留和重新利用这些遗产建筑的价值，从而使政策得以实施。
同时，为了认可那些在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国家标志建筑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业主，专业人士和承包商，重建局于1995年推出了URA建筑遗产奖。该项荣誉在表彰优秀历史建筑物的保留方案之外，还鼓励社会用更高质量的实践方法保留历史建筑。
由于重建局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不断努力，不断提升水平，最终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位于新加坡的机构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指南和保护建筑的最佳做法。公众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这些技术手册，提高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符署长表示，世界各地的城市在注重宜居的同时，还希望创造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城市居住空间。例如，甘榜格南的企业主和业主齐聚一堂，组建了One Kampong Gelam区域协会，通过“无车街道”（car-free streets）定期举行的社区活动，为该地区注入活力。该区域内的几条道路在周末禁止车辆通行，以便于行人集会和参加现场表演活动。这些活动通过展现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有效地增强了甘榜格南对当地人和游客的吸引力。由此可见，新加坡的保护建筑措施不仅体现在如何将历史建筑分类，而且可以让社区参与其中，在活跃的气氛中使保护建筑的理念代代相传。
对于新加坡城市的未来发展，刘太格在自信之余，也提醒人们不应忘记英国殖民者曾经对新加坡做出的贡献。他说，1827年，英国人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划，因为相当合理，所以很多部分一直沿用至今。譬如，新加坡在1968到1971年的规划方案是请联合国委托澳洲规划公司在做的，当时也是非常尊重1827年的英国方案；同样，1991年的规划也保留了之前的相当一部分。
当谈到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刘太格认为：“新加坡要感谢英国殖民政府，李光耀也在殖民政府工作过，英国人当时对城市文化有下意识的了解，这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