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万里之外的北极圈来到毗邻赤道的热带小岛，从空姐到外交官，芬兰驻新加坡大使高宝兰（Paula Parviainen）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位传奇女性。在她眼里，繁忙的新加坡更像是她的人生港湾，每次停靠后都会走出一段新的事业旅程。农历己亥新年伊始，这位来自“女性赋权”的国度，拥有25年外交生涯的北欧大使邀请时代财智记者到她的官邸做客并分享了她与新加坡之间的不解情缘。
33年弹指一挥间
高宝兰的官邸位于新加坡南部河谷地区（River Valley）、新加坡河 (Singapore River）畔的一处高层公寓内。窗外郁郁葱葱的都市景观与室内简洁但不失艺术气息的北欧家居相得益彰，得知记者一行来访，她提前将一叠叠芬兰推广资料放在进门的茶几上供我们取阅。
“新加坡真是今非昔比，” 曾经当过记者的大使语速偏快，采访一开始就描绘起一幅33年前的狮城场景。
虽然高宝兰主修国际关系和传播专业，但1984年走出校园后她却选择在芬兰航空当空姐，并继续攻读硕士。她向记者解释，由于教育在芬兰是完全免费的，这让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半工半读，在学习的同时积累社会经验和经济收入。而对于高宝兰来说，空姐和之后的外交官不仅都是她的梦想职业，还将她带到了同一个地方：新加坡。
80年代中期，芬航逐渐开启了香港、曼谷、北京、新加坡等亚洲航线，但由于当时的航班数量不多，来回航班之间的间隔时间特别长，这让作为空姐身份首次飞抵新加坡的高宝兰在香格里拉酒店呆了一周时间。期间，她一边读书，一边了解陌生的新加坡和新加坡人。
“1986年，新加坡还处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人们比较关注一日三餐和逛街购物。与其从事户外运动，他们更乐于享受室内空调的惬意，” 高宝兰说着就把思绪“快进”到了十年后的1996年，那是她入职芬兰外交部后的第二年。那年，她接到首个外派任务，地点又是新加坡。
“1996年的新加坡已成为一座花园城市，政府把一批历史建筑保留了下来，牛车水被重新规划，多元文化在当地和谐发展，” 从1996到1999年， 高宝兰在新加坡工作了整整三年，随后又被派驻纽约、巴黎、北京等地继续她的外交生涯。2015年9月，她被任命为芬兰驻新加坡第七任大使再赴新加坡履新，并工作至今。
“过去15年间，这里的绿色建筑和城市绿化建设发展迅速，国家面积也扩大了差不多20%左右，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崇尚户外运动，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从一个港区改建成如今的样子，我依然憧憬它的未来。这是一座充满想象的城市，各种城市解决方案在这里成为现实。”
高宝兰用三十三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新加坡的发展，同时，也参与和见证了两国间日趋紧密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新芬合作以人为本
在高宝兰看来，空姐和外交官之间最大的关联就是以人为本，这个关联也渐渐成为芬兰与新加坡的合作焦点。
“空姐经历提升了我与人共处的能力，世界正成为一个地球村，虽然飞机上的人来自世界各地，但他/她们的需求往往是相通的；对于外交官，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很严肃的职业，他/她们必须拥有法律等专业背景，而那其实是一种偏见，” 高宝兰认为空姐和外交官两者本质上都是和人打交道，并且服务于人。
她认为，虽然新加坡和芬兰在气候、国土以及地理位置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两国的人口规模均为500多万，人口年龄分布也类似，两国都面临着人口加速老龄化的问题。
在芬兰以提供居家护理为主的Hovi Care集团，在本地设立了Hovi Club乐龄活动中心试点项目，实行芬兰灵活多样的日间护理活动。中心里的年长者每天在室内和户外参与各项活动，彼此聊天，排解寂寞。中心使用了帮助年长者测量睡眠品质的器材、采用透过游戏与活动减缓记忆力衰退的设备，以及以物理音波治疗舒缓筋骨等多个来自芬兰的医疗科技。高宝兰希望新加坡今后能建立起更多芬兰式乐龄活动中心，这样的设施既为本地年长者提供多样化的护老服务，又有利于芬兰从业者开辟新市场，可谓双赢。
除了老龄化，学前教育是另一个“以人为本”的合作范例。
若干年前，芬兰手机游戏“愤怒鸟”风靡一时，如今，“愤怒鸟”还“飞”进了课堂，成为芬兰式教育的童话使者。不久前，高宝兰走访位于东海岸的Dreamkids幼儿园，并为孩子们演唱她家乡的民谣。她随后还参与了孩子们的音乐课和一场地板钩球比赛。
大使介绍，对许多国家而言，体现软实力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流行或传统文化的输出，而以“愤怒鸟”为代表的“玩乐式”学前教育方式，正是芬兰的重要输出品。由于每个孩童都使用不同的学习方式，芬兰的幼教教师也因此需要为孩童们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当的引导。她告诉记者，芬兰的学前教育理念与模式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教学与心理学研究有着紧密结合，它不只是为了娱乐，或是带来商业利益，而是经过反复研究证实后推行的教育方法。
“芬兰学前教育的特点在于培养孩童的团队精神与自信心，以及通过鼓励创意，培养孩子们的求知欲，为往后的求学道路做好学习心态上的准备，” 高宝兰表示虽然芬新教育理念存在差异，但两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各有千秋，之间的交流会让双方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
经贸往来方面来，新加坡是芬兰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2017年货物贸易总值约5.6亿新币。新加坡主要从芬兰进口卫生、高科技产品，并向芬兰出口石油、科技、与药剂等相关产品。
在高宝兰上任至今的三年多里，芬兰在新加坡的企业数量从约80家发展到了目前的180家，其中既有电信公司诺基亚 （Nokia）、电梯制造公司通力（KONE）、海洋能源科技企业瓦锡兰（Wartsila）等跨国企业，又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创业公司。
去年，瓦锡兰在新加坡开设了“专门加速中心“ （Wärtsilä Acceleration Centre and Maritime Cyber Centre of Excellence），以加强和发展新加坡的海洋生态系统；而诺基亚在新加坡也开启了它在亚洲的首个云协作中心（Nokia APJ HQ and Cloud collaboration Hub），旨在为运营商提供多厂商云计划和开发服务。
高宝兰告诉记者，虽然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智能手机业务在5年前被微软收购了，但许多芬兰工程师却开始了新一轮创业，诺基亚也正在利用新加坡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在5G等前沿领域重振旗鼓。据媒体报道， 去年诺基亚分别和新加坡电信商M1和Starhub就5G进行了基站试验和户外试点。高宝兰希望今年诺基亚将有更进一步发展。
同时，芬兰中小企业也希望利用新加坡的投资和创业优势找到合作伙伴，步入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大都是与人工智能、新能源相关的科技企业，这与新加坡重视科技的理念如出一辙。大使认为，科技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把人类创造力更好地释放出来，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女性赋权已成为芬兰DNA
虽然女性外交官在新加坡仍然属于“少数派“，但高宝兰认为这并没有让她在实际工作中感到任何不适应。相反，因为穿着艳丽，女外交官在各种社交场合中十分显眼，反而有利于工作。 根据她的”个人统计“，2年前，驻新加坡的60多位大使中只有8位女性，如今数量已上升到了15位。
“对于外交官职业而言，男性和女性遇到的挑战是一致的，那就是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高宝兰说男性外交官的妻子往往可以在接待宾客时负责买花、点菜等细致工作，但她的丈夫也非常支持她的工作。
谈到此，她自然将话题转到女性赋权上。她说虽然新西兰早在1893年左右就通过了《公民普选权》法，认可了成年妇女的选举权，但是芬兰在之后的1906年不仅赋予女性选举权，而且在当时产生了19名女议员，这样的力度也创造了世界女性赋权的历史。
据专家分析，北欧国家妇女参政比例之所以位居世界前列，与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通过性别平等立法推行“性别配额制”有直接关系。例如，1986年颁布、2005年修改的《芬兰男女平等法》中就对公共管理机构及行使公共权力机构的性别构成做出比例性规定：“除特殊原因外，在政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机构，除市政局外的市政机关以及为城市间合作而设立的机构中，女性比例不得低于40%。
“芬兰人崇尚自然，十分真实，忠于人的本性，往往不会把性别的差异看成一个单独存在的问题，因为女性赋权已经深入芬兰人的DNA中了。”
高宝兰认为固然女性有生育的责任，但社会上男女各有分工，男女都有存在必要，两者的和谐共处促成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不应苛求每个女性都要掌握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社会对于技能的需求应该是平衡、互补的。
两国相比，大使认为芬兰女性参政层度更大，而新加坡也有不少企业界的女强人。目前，新加坡不少社会团体正在鼓励年轻女性具备专业企业精神，这样的活动将使新加坡的女性赋权更近一步，让社会变得更具有包容性。
高宝兰简历：
高宝兰(Paula Parviainen)于2005年9月成为芬兰第七任驻新加坡大使。她拥有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就读。1984-1994期间，她在芬航当过10年空姐，其间还在韩国和南非兼任自由撰稿记者。她1995年进入芬兰外交部工作，1996到1999年，高宝兰首个海外派驻地点就是新加坡，随后又被派驻巴黎 （2003-2007）、纽约（2007-2009）、与北京 （2011-2015）等多地工作。高宝兰目前和丈夫生活在新加坡，她的两个儿子均已工作，高宝兰的业余爱好包括骑自行车、游泳、高尔夫和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