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掀起中美贸易战以来民间最为剧烈一次争论。
四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颁布禁令，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开展业务。这一拒绝令，令中兴公司疾呼“极不公平”，无法接受。这一新闻随即公共空间与社交媒体讨论被引爆。
是什么使得中兴事件超越一家公司得失，扰动官方民间的情绪与神经，成为中国创新路途的大讨论？要点在于，中兴事件不仅突然揭开了一些之前不为大众了解的中美实力对比真相，把潜在的危险突然暴露在大家面前，而且联结起中国产业发展的长期争论，并将问题以难以回避的尖锐方式展示出来。
“绕过”规则结果是双输
先看中兴本身，被罚有其原因。
2017年中兴就违反美国对朝鲜和伊朗制裁的刑事指控认罪，并同意支付12亿美元罚款。如今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兴在缓期执行观察期“欺骗、虚假陈述和一再违法美国法律”，导致激活此前即谈过的为期7年的拒绝令。
这一激活决定符合美国贸易部此前据以与中兴谈判的美国国内法律，因此也在预期之中。至于不少国人纠结的美国惩罚如何蛮横，中兴应对如何笨拙，其实并不是关键。
从这个案例来看，中兴应该接受的教训首先不在于掌握（全部）自主技术或者将惩罚政治化，更在于最简单平实的教训，那就是遵守规则。中兴在2017年在合规方面投入超5千万美元，计划组织超过6.5万名员工合规培训，这本是题中之意，只是开始。对比曾经被美国给予重惩的东芝、波音、高盛等公司，中兴并不是孤例。
联系中美贸易战诸多纠结，一大分歧点正在于规则遵守。如果双方有约在先，双方理论上都应该遵守，如果一方“绕过”规则，短期内或许被视为聪明或者自以为聪明，但多次博弈中不应该假设对手是傻瓜，“绕过”规则的后果有可能是契约崩溃，其实结果是双输。
聪明人从吃亏中接受正确教训，耍小聪明的人则接受错误教训。
中国“芯”的过去与未来
中兴事件之后，“在核心技术上中国不能受制于人”似乎成为官方民间共识，这是正确的吗？
其实，不论中兴是否被罚，中国企业发展核心技术的决心与行动从来不可小觑。最近几年，中国专利的跃升被视为全球现象，这被视为中国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关键。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2017排名，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超越日本，排名排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中国2003年以来，每年专利申请数量都保持10%增长。
以企业排名来看，其中中兴贡献不少。其排名第二，低于华为的4024件，高于排名第三的是英特尔2637件。这只是中兴专利的一角，中兴通讯在2017年末公布拥有6.9万余件全球专利资产，其中不少是IC芯片、5G等领域。
即使如此，在芯片领域，中国芯片依旧高度依赖进口，花费甚至超过进口原油两倍。根据官方数据，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3770亿块，进口额为2601亿美元，占据中国进口总额的接近15%。
目睹如此高昂的代价，让不少国人呼吁中国自主研发芯片。中国“芯”是否必要？诸多评论中，推荐刘远举与梁宁的文章，前者以评论角度审视了中国渴望获得完整科技树的迷思，后者则以亲身经历分享了国产芯片开发得失，涉及不少历史细节。两篇文章我都转载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有意思的是，前者超过十万加阅读之后，不到24小时就被删除，这似乎暗示关于芯片讨论仍旧非常敏感。
梁宁文章回忆了国产芯片筚路蓝缕的过程，情怀令人感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承认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结果是溃败如山。
解决方案是什么？一种观点是政府需要烧钱烧出一个生态，容忍失败。这种观点并不是出格，在多数产业变革中，我们可以已经看到太多烧钱。与烧钱数量相比，烧谁的钱其实才决定了烧钱最终的结果。如果政府主导，必然是官员来选择他们中意的企业，此时讨好官员的能力而非创新的能力更加重要，不难想象无数“汉芯”必将应运而生：面对这样的机会，造假动力可想而知。
掌握核心技术的过程，最大的力量一定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的各种攻关，而是由自由企业自己进行的海量试错。核心技术层面的革新与进步，本质上很难按照一个公式推导出来，它只能是在海量试错中间被试出来的：在核心技术演绎、诞生的过程中，无数细节并不清晰、每一条进路都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其最终成型之前，没有任何人有穿透未知的智慧，穿越未来，预言正确的选择。这个过程一定是由企业作为主要的攻城大军，而不是由一个充满着官僚气息的政府部门的意志与公文能够决定的。
如果美国没有比尔•盖茨，或者他早几年公开文档格式，方舟或者中国系统就会成功么？答案几乎否定的。除了浮在表面的“用户体验”之外，更加本质性的，是梁宁自己也提到的“数量级的应用移植，还有更为庞大丰盛的生态”：每一家公司都是生存于这个生态中，只能做好生态中的一环，而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新生态。
技术战下的路线之争
最后，更大图景来看，中国对待芯片事件背后的与美国贸易冲突的选择，将会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走向，不是没有正确的道路，但看看我们能不能走向正确的选择。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取代日本成成为世界第二，中国作为大国的论调再次兴起。在这次的芯片争论中，一个突出论点就是，因为中国规模大，所以做什么都有规模优势，因为中国大，所以必须掌握自主技术。
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体是不少学者热衷的话题，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过去历史的集权必要，也可以为当下中国科技自主创新张目，比起北京共识之类更为方便。然而，简单想一想，即使体量再大，拥有再多庞大产业，每个产业的相对优势仍旧有高有低，仍旧不改变中国应该着力发展自己最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不可能也不应该拥有所有产业链。换言之，中国规模是否庞大，不能决定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能否发展芯片行业，这一问题的答案只取决于中国在芯片行业上是否有比较优势。更进一步地，甚至这一问题本身也不是可以书面回答的，而只能是无数企业试错试出来的。
中国规模再大，也没有超越普世规律，其实也引发我的最后一点观察，即中美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战，更是路线之争。中美贸易战看起来关于贸易，其实是关于技术，是美国对于中国技术赶超的不安；更进一步地，是关于国际秩序，是美国与中国是否能继续在既有国际秩序下有序相处。
中国是世界秩序中的大国
从大历史角度审视中国经济增长，三大核心要素在于体制改革带来的改革活力、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以及开放带来的技术转移。三者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没有前两者，就不会有开放，但是没有开放，前两者的成就也无意义。
真实的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体无限制地去寻找生产要素组合的改进与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非常密集的各环节与流程的分工协作；而在现代经济体里面，这种分工协作，大致来说是跨国、跨经济体的分工和协作。这就一定需要合作机构之间的信任，所谓的信任是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来玩这个分工和协作的游戏。
这个信任的前提并不是基于熟人关系，或者私下里的各种利益交往，而是对于双方自愿达成的契约将会被诚信地去执行的这种规则的信任，也就是经济学里面讲得非常多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怎么建立的规律：在多次可重复博弈中间所塑造的规则，对大家的行为规范的塑造与约束。这种行为规则在表面上是由西方来主导和来主宰的，但它内核里面仍然有其自发性、天然性或者说合理性。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时间，大体上来说是遵循着这一套规则。正是遵循这一套规则，中国不断顺畅地实现者技术转移，可以说是这一套规则之下最大的受益人。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占世界经济体微不足道的份额，到现在上升到全球第二。更进一步，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去判断，如果继续遵循规则，并且在这套规则之下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去创新去发展，中国仍然仍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现在对于核心技术呼吁，潜台词在于似乎有了核心技术之后，就无需再受制于人，所谓规则或者知识产权之类约束就不复存在。这是虚假的幻想。掌握核心技术意味着更大程度的分工合作，而不是相反；也只有选择更大程度的合作，才可能掌握核心技术。道理并不复杂，所谓的核心技术是说比别人给你的技术更好的技术，这只能是采取全球最好的组件、最好的加工设备等等要素的结果。因此，掌握核心技术要求我们做的不是不合作，而是更多的合作，也不是不受制于人，而是更深的相互制约、彼此合作。
回溯中国过去发展的动力，为了廓清中国未来的道路，中国当下仍旧处于追赶阶段，这个时候拒绝甚至对抗世界秩序，得不偿失。中国是大国，也是世界之中的中国，这是我们应该从无数次历史经验中总结的教训，也是未来必须厘清的常识。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公号《徐瑾经济人》，知识星球《经济人读书会》。（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