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发现要把通胀提高到2%的目标水平如此困难？为什么它的货币政策变得如此极端？为什么日本的公共债务如此之高？答案是，该国面临着跟其他高收入经济体一样的挑战，但它的挑战以极端形式出现。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处境是灾难性的。这意味着传统智慧具有误导性。
尽管日本央行(BoJ)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同比通胀率（不含新鲜食品和能源）仅为0.2%。但是，自日本央行连同政府宣布打算实现2%的通胀目标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五年。那时，即2013年4月，日本央行宣布进行“量化和质化宽松”，导致其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2016年1月，日本央行宣布对新增银行准备金实行适度负利率。2016年9月，日本央行公布了“收益率曲线控制”。它甚至表示会继续购买资产，直至通胀“超过2%的价格稳定目标并稳定保持在目标水平上方”。这简直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承诺。
然而，就连这一切都失败了。这不是因为这些措施——在扩张性补充预算的支持下——未能刺激经济。失业率已降至2.8%，为1994年以来未见的水平。经合组织(OECD)预测今年日本增长率为1.5%，高于2016年的1%，并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2%和1%，均略高于潜在增长率。此外，在2012年至2016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接近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然而，通胀预期（在日本大约为零）的锚定如此强烈，以至于工资和价格仍然深陷停滞。这很重要吗？在日本这样一个增长必然缓慢的经济体中，近乎零的通胀确实会限制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的有效性，因为它加大了实行负实际利率的难度。然而，近年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未能提高通胀似乎并非灾难。
日本还有两个更重大的挑战。对于其中一个，当前的正统观点是正确的。而对于另一个，正统观点是错误的。
在生产率方面，正统观点是正确的。鉴于日本的人口结构和当前很低的失业率，提高生产率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提高妇女和较年长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也很重要。幸运的是，日本存在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其每小时平均生产率在高收入国家中是最低的；大企业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中小企业；而制造业生产率大幅领先于服务业。
在公共赤字和债务方面，正统观念是错误的。没错，日本的总债务已经相当于GDP的240%，净债务达到GDP的约120%。如果不消除结构性的基本财政赤字（目前接近GDP的4%），债务比率未来可能进一步升高。意料之中的是，官方机构——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财务省——都认同结构性收紧。然而，可以提出两点反对意见。
第一个是，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占到日本国债总量的40%以上。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无限期地永远持有这笔债务；如果愿意的话，它也可以继续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不支付利息。它只需要改变准备金要求。更为根本的是，日本公众是债权人：不难看出政府如何管理对公众的负债。例如，当政府停止运行基本赤字时，它可以将自己的债务转换成不可赎回的低收益债券。
更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持续赤字只不过是私人部门庞大而持续的财务盈余的镜像。讨论政府将如何消除前者，而不说明后者可能会发生什么，是毫无意义的。
对日本而言，一个可能性是运行大得多的经常账户盈余。例如，就2015年而言，这将需要经常账户盈余增加近一倍，接近GDP的6%。外国人肯定不会喜欢这一点。日本的私营部门可以选择加大投资或增加消费（或者在两方面都发力）。但问题是，对于前一个选择，日本私营部门的投资率已经非常高，尤其是对一个结构性低增长的高收入国家来说；对于后一个选择，日本的家庭储蓄率已接近于零。唯有家庭收入增多，消费才能增加。
解决方法不是像某些令人尊敬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对消费征税。解决方法是对储蓄征税。未投资和未分配的利润需要转化为消费。通过对投资“收费”、同时（相当合乎逻辑地）取消折旧免税额，可以做到这一点。
把未投资和未分配的公司利润转化为私人消费，将消除私营部门的盈余，从而不需要公共部门的赤字作为抵消。如果没有这类政策，消除财政赤字的努力很可能会失败，因为正如以往屡屡发生的那样，这些努力有可能使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如果没有一些此类改革措施，日本私营部门注定要把现在用不到的钱借给政府，明知道这些钱永远不会全额收回来。
财政收紧是针对日本公共债务猛增的令人尊敬的解决方案。但是，仅靠该方案不能解决问题。
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