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领域的变化一直是广受关注的课题。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院长兼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博士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他曾任英国驻中国的高级外交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有着非常全面和深度的近距离观察和研究。日前，他就接受了时代财智的专访。他认为习近平先生领导下的中国正成为迅速转变、富有活力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对中国自身和全球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克里-布朗教授身材高大，态度亲切。相较于其他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不仅会说流利的华语，而且非常善用中国政治经济话语体系中的热词和术语，这表明他自己非常了解中国，擅长于搜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和素材来完成自己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也更具有说服力和客观性。
习近平是在为党和人民服务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格局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今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将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随后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负责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换言之，十九大将决定中国未来5到10年的最高领导层。
“每5年中国的政治情况都会发生改变，不过这一次的变化不会有5年前那么大，我认为高层只有几个人的位置会改变。习近平先生在过去5年已经建立了一个自己想要的格局，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他结束了过去的分权状态，强调了领导力和执行力，因为他特别希望为党服务，这一点而言，十九大应该是最好的机会来观察。”
克里-布朗教授同时认为习近平和民众沟通能力比前任领导人更强，更容易说出让人感动的话。“他提出了‘中国梦’（Chinese Dream），‘一带一路’（OBOR），这些愿景和倡议更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习近平也代表着中国在国外的形象，从执政以来，他出访过50多个国家。是全世界最活跃的中国领导人。”
这场反腐更像是场斗争
对于习近平2012年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进行的一系列反腐运动，克里-布朗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经常有反腐的运动，但这一次是为时最长的。4年当中，有许多‘大老虎’落马。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反腐和之前不同的是，触及了中共的最高层领导层，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政治局委员令计划都被绳之以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有这么高级别的领导落马，我觉得这传达的信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高官犯法与庶民同罪，中国人民拥护这样的反腐运动，以前大家觉得高级干部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法律惩罚，但现在看出来腐败之风真的受到了遏制。”
克里-布朗认为，习近平之前的领导人都强调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但似乎习不这样认为，他把党建（Party Building）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抓经济的同时强化政治方向的正确性。”
采访中克里-布朗还引用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的话说，“这次的反腐不仅仅是场运动（Campaign），而是斗争（Struggle）。习上台之前的中国的情况很矛盾，经济发展很快，官员工资低而权力很大，审批都是上亿人民币的项目，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就容易腐败。习近平上世纪80年代在福建省当干部，当地的经济有较快发展，那个时候他就明确说了，想赚钱就不要当官，想当官就不要指望赚钱!当时的风气是有很多官员其实自己也是企业家，他们到底是在为谁服务？”
“这一次反腐，是中共认为自己的队伍出了问题，如果要坚持走正确的政治道路，就不能和金钱走得太近，所以现在很清楚，当官不能同时当企业家。”
对于如何看待反腐的制度化和长效化，克里-布朗表示：“习近平个人的政治生涯是有限的，但是共产党的政权基础目前看来很牢固，未来还要执政50年，或者100年，我个人觉得习近平是忠心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人，反腐是共产党对自身机体的净化，是为了改变党内的文化，让党员更加自律，所以制度化和长效化是必然的选择。”
“我认为在反腐和党建方面，习还有很多愿景，但现在还有很多都没有实现。”
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力造福全球
除了政治领域，克里-布朗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长期的观察。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翻天覆地一番之余，带来的是一代人身份的变迁。在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种，一是按收入划分，二是按职业划分。中产阶级是有指标的，按收入划分他的资产至少要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起码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符合当前政府利益的，中产阶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稳定程度。通常使用收入划分这种方式，截止2010年我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只有5%。
“中产阶级对于中国的经济拉动作用很大。他们大多在城市的服务行业工作，所以他们的消费水平会更快地提高，目前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37%，其他国家可能是60%或70%，所以这个潜力是很大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存钱，我们全世界人民都希望中国人花钱，这样全球经济才可以更快地发展。”
“我认为中国另一个蕴含巨大机会的领域是城市化，2025年中国将实现高度城市化，30%的人口住在农村，70%的人口住在城市，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同时，克里-布朗认为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些地域发展和产业结构方面的挑战。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沿海经济体，以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为代表，“看中国未来的经济，看今天的上海就行了，工农业和服务业的比例结构已经是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中部的省份，河南、河北、湖南和湖北，产业结构还不是很均衡；第三部分就是大西北和东北，地域广袤，交通相对不发达，农业和工业比重大，没有什么高科技，人才资源缺乏，流失严重。中央尝试全局统筹地解决整个中国的经济问题，但是每一件事情或许需要三个不同的决定，因为中国其实是三个经济体，不是一个经济体。
“另外，我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这种格局会改变，因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产业链的低端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美国担心中国抢了自己风头
在国际领域，克里-布朗认为要正视和接受的中国的和平崛起，目前美国和欧洲的局势都不稳定。“中国过去的外交方针都不太明确，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让中国的外交定位明确化。”
克里-布朗同时表示，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必须找到合作的机制，“美国人认为在亚洲还是他们说了算了，因为他们的军事实力最强，中国的经济现在强大，自然在亚洲享有影响力，这就存在巨大的矛盾。美国会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给中国吗？比如南中国海，中亚地区。我觉得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参与更多，但是又担心中国唱了主角抢风头。”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社会第一次出现一个大国，拥有跟他们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所以中国的崛起是唯一的，特殊的。”
“但是美国怀疑中国的目的，认为中国想成为主宰世界的新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如果中美打起来，一定没有任何好处。热战冲突也是有可能的，但几率很低。朝鲜问题会为中美带来麻烦，不过我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表示乐观。”
克里-布朗甚至大胆猜想，美国有很多华裔，如果当了总统，美国人可以接受吗，他/她会和中国搞好关系吗？
克里-布朗还分享了自己对小国如何在大国的博弈之间生存的看法。
他认为，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而这样的矛盾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存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不可以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必须在两个力量中找到平衡。新加坡是外交模范，和中美关系都不错。”
克里-布朗觉得东南亚金融中心新加坡可以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互补作用，比如提供贷款，帮助人民币出海实现国际化等等。“新加坡人很聪明，擅长财富管理，带路沿线国家更信任新加坡的银行，而他们不太了解中国的银行和国企。”
“新加坡也会面临‘一带一路’带来的竞争，但有竞争是好事。分蛋糕的同时蛋糕也会做得更大。新加坡有自己的天然优势，比如地理位置，资本主义制度，法治国家，选贤任能，而且和中国都有一样的华人背景，可以策略性的确立和中国的关系。”克里-布朗最后表示。
